山莊：追尋鄉土社會的潛在記憶
——閱讀《山莊記憶》
◎ 李安樂
最近火了的一部央視熱播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它勾起了國人對飲食文化中的民族記憶。這種舌尖上的美食控源自于對不同地域文化的鄉愁，也是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鄉土集體記憶。在非虛構的散文寫作中，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對鄉土社會的表述。也許是社會上此類的文本太多，也許是民眾的閱讀取向多元化，鄉土文學抑或已經很難再產生曾經一時洛陽紙貴的效應。這也是情理之中的，我們本身已經不自覺投入到這個消費的娛樂化時代中，在搞笑中很快進入角色，就連我們自己也有時不得不暗暗懷疑需要堅守的價值觀。雖然一般的讀者樂此不疲地閱讀和談論著這類作品，但嚴肅的評論家無一例外地對這一現象保持著冷淡的沉默態度。評論家的沉默使我們憑直覺就可以感覺到此類作品的某些先天不足和泛濫帶給評論家的審美疲勞。評論家南方朔對鄉愁不待見，他論到：“鄉愁雖美，但卻有害！鄉愁是不能當做一個城市的目標的，一個歌頌鄉愁的社會是個落后保守的社會。”這或許是許多評論家對鄉土主題避之不及的一個原因吧。
在這一悖論中，文本泛濫與批評冷漠的現象很顯然與傳統農耕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境遇有關，一方面，深厚的農業文化基礎使得整體書寫繞不開鄉土這個舊瓶裝新酒的主題。只要這個農民國家的歷史現狀還存在著，這種大范圍集體性的鄉土記憶的敘事就更不會終止。另一方面，在鄉土敘事中，鄉愁還占有一部分，這是許多批評家唯恐避之不及的。從政治心理圖景來說，在城鄉的二元格局中，鄉村有時往往會被復古為與“廟堂”相對的渺遠的“江湖”，成為知識分子心往神會的飛地。重要的是，鄉村是大多數人的根，是現實或夢回的家園。
楊顯惠說：“文學離不開社會、思想，如果把思想、對社會的思考去掉了，文學就沒意思了。”文學意義不僅在于對社會的勾畫，更在于其對社會的責任和獨立的價值判斷。柏夫的散文集《山莊記憶》不單是關于對鄉土記憶的書寫文本，而是表述出了對鄉土社會流逝的真誠追思和人文悲憫之情。正如作者所言，“對于許多離開農村身居城市的人來說，山莊已經退出他們的生活，成為一種遙遠的記憶。但對于更多的人來說，山莊是生活中最溫馨的家園，它安慰靈魂，也滋養肉體；山莊也是生活中最踏實的依托，它成就生命，也鍛造精神。”需要強調的是，它重新闡釋了有關“山莊”的全部意義及其人文關懷。
鄉土社會與地域文化
由于特殊的地緣構筑了作家心靈中的鄉土世界。鄉土做為在現代化進程中行將逝去的文化遺產，業已成為大多數作家回憶中的資源。對于鄉土的特性，費孝通在其早年的名著《鄉土中國》中這樣寫道：“歷世不移的結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長大，而且還在熟悉的地方上長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極長時間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們在這地方混熟了，他們的經驗也必然就是子孫們所會得到的經驗。……他們個別的經驗，就等于世代的經驗。經驗無需不斷累積，只需老是保存。” 鄉土世界中的這種親密的、信任的依靠了地緣與血緣的社會結構是現代城市社會中所不具有的，這也是作家們所不斷表現的，因為他們是從鄉土移植到城市中的過去時態的農民，有著很深的鄉土情結。
在柏夫的作品中，我們直觀地閱讀出了淳樸的鄉土情感，其更深地把民俗與風土人情血肉交融在充滿大地氣息的文字之中，土炕、土窯、野電影、土堡、土話以及廟戲、鄉村棋壇等。在鄉土世界敘事里，依然表達了鄉戀情結，這種表達可能更多緣于對自己由農民到城里人身份的游離不定的把握，同時更缺乏城里人強烈的自我認同感。
在西北干旱的靜寧，六盤山的余脈綿延至此。粗狂蒼茫的地理特征造就了其與之同構的地域性文化。這種獨特的地域文化暫時很難明晰地定義，但我們能夠深深地感受到在枯山禿嶺的地域文化絕對不會如三秦文化中的通俗演義那樣：八百里秦川塵土飛揚，三千萬秦人齊吼秦腔，端一碗長面喜氣洋洋，沒有辣子嘟嘟囔囔。干旱少雨的內陸型氣候，加之受六盤山西麓小氣候的影響?；蛟S，這一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其他西北的地域文化別無二致，抑或更接近于西海固的文化，或者說西海固文化與之很像。
土性文化：記憶中的山莊
對柏夫作品中的文化意象，我更愿意以土性文化的屬性來理解和闡發。早有學者在對浙東文化的闡釋中用到了“土性文化”與“水性文化”，其以“山”、“水”之多寡來概括。認為“水性”文化反映出溫柔、內斂的性格，反映在文風上則是秀美、飄逸、浪漫的主體風格。而“土性文化”則相反，其文化影響下的文風多具氣概、凝重、頑固、叛逆的性格，亦即魯迅所說的“山岳氣”，有了更多的深至與厚重?！渡角f記憶》就很好得體現了這種風格。
在這里要說的是，土性文化是對鄉土社會的非現代性的歸繹。以其泛“土”性而帶有強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土炕、土窯、土豆、土堡、土話、山花、泥濘等。土味也正是鄉野的魅力所在。在《土炕》中，作者體味到自然精神：“人本來就是自然之子，土炕盤在堅實的大地上，它雖然是炕，可依然是土；是房屋的組成部分，也是大地的人工延伸。人睡在這樣的土炕上，身體和心靈都會和地氣相通。睡在土炕上不只是簡單地睡覺，而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與大地進行溝通，那是一種來自四肢百骸及心靈深處的全身心的舒展和放松。”土，并非意味著俗氣，而是土氣，純真質樸的氣質。而土氣是土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在堅實的大地上，微涼也好，溫熱也好，人總要停佇腳步去體味大地的體溫和脈搏，領會古人所孜孜言說的天人合一的奧妙。
在美國學者約翰·吉利斯(John Gillis)的論述中將鄉土記憶與公共記憶對立起來，并指涉其作為被官方歷史的記憶所界定的民間基層記憶的特征：被認可和被制造。這些散發著土味的鄉野之物徑由記憶的被認可與制造，逐漸地廓清了更具豐富含義的山莊圖景，這也是作者所表述的重點。對于山莊，作者有其獨到的見識：“山莊并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村莊，其地理位置也不一定非在山上。當然，山莊也不可能是聞名于世的避暑山莊，其來歷和功用與避暑山莊更是迥異其趣。山莊在更大程度上是相對于老莊而言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山莊拉遠了與老莊的距離，不再簡單到只是一座山里的村莊，而是投射到歷代的記憶中，描畫出族人拓展繁衍的社會景觀。
山莊的文化隱喻
中國農村的近代化是痛苦的，這無不與鄉村對現代文明的盲目不自覺反抗有莫大的關系，這種痛苦雖然沒有像英國圈地運動那樣悲殘，但鄉村經濟結構與城市的錯位必然決定了其要與近代化發生磨擦，鄉村的近代化在痛苦的蛻變中一步步緩解過來。這一方面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文化審美趣味和社會經濟的訴求結構，加快了鄉村城鎮化進程，使鄉村以追慕城市為要。在這種急進中，反復的拆建透射出對城市文化的無奈盲從，這使得鄉村簡單習得城市中的垃圾文化——照抄了表面；另一方面這種近代化又擴大了城鄉在經濟上的差距和鄉村自身在文化傳統上的裂痕。造成了城鄉之間認知心理及文化上的隔膜。在這兩種變化之下，人被緊緊裹進現代化的進程中，變得無所適從。同時城市人和鄉下人變得更加貌合神離。與原有的鄉村模式背道而馳，通過不得不尋找土地以外的生存模式，表現出一部分鄉村人與城市的接近，而另一部分人與城市的抵觸、抵觸的多為老年人，而認同和追逐的多為年輕一代鄉村人。
鄉村農家樂中的高朋滿座、垂釣閑逸不是山莊中的情形，是山寨化的山莊，就像許多地方爭相投資幾十個億打造古城一樣，其缺失了文化的隱秘內核，剩下的只是商業的吊詭而已。山莊的隱在意義在于顯露出了現代知識分子避退現代性的匆忙慌亂與手足無措。山莊表明了從原來族譜中衍生出來的新勢力的擴張，表明了從川地到山地的拓荒精神。“坐山莊并不意味著落魄或沒落，反而恰恰是一個鄉村家族興旺發達的標志，也就是說，當一個家族的土地廣闊到耕種時的路程一天之內難以返回時，家族的當家人自然就會考慮選擇一個恰當的地方，圍成一個院落，建起幾座房子，派一個放心的子侄帶一幫人去住一段時間耕種那片偏遠的土地。……于是，院落邊一個個衍生，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個村落。這就是山莊了。”很顯然，這些坐了山莊的人就會永遠變成山里人。山莊成了遠離喧囂老莊的清幽之地，但山莊仍在拱衛著老莊。山莊的迷人之處不單在于具有田園的風光與情致，而是體現了游走者的精神路線圖。在《山莊記憶》中通過記憶的敘事展現了過去時態中山莊的歷史動態，在口傳的歷史中，山莊變得豐盈起來。那些淹沒并沉淀在歷史塵土中的人物和事件復活了出來，在敘述著山莊的歷史和命運。近讀熊佩云的《一個村莊里的歷史》感觸頗多，一顆樹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志，那一座山莊更何嘗不是一部社會史。在一個大歷史行將遠去的時代，我們痛切關注到過去曾經被忽視與刻意忽略的微小個體的歷史和命運，關注那些小人物和小事物。這種關注也并非以民俗學者的視角來看待，而是以更深的文化關懷來理解，在現代、后現代與傳統交混的時代中，行將消失的鄉土也跟隨長者的記憶轉瞬即逝。對于此我們不是要持守傳統的東西不放而是要反思現代性的某種盲目激進和偏頗，其要義在歷史的共生與維持歷史的厚度。
生活常常需要回味來調整自我的狀態，詩意的鄉土也是如此。鄉土不再有詩意，詩意早已在近代化的步伐聲中被傾軋得四散遁形，鄉土世界所刻意營造的鄉土詩意崩潰了。懷舊成了對逝去鄉土詩意的追思，而還鄉就是對鄉土詩意某種更深程度的復古。而山莊的文化隱喻在于提供了我們還鄉的可能性。鄉村在現代性的機器轟鳴中面目全非乃至于消失。山莊及記憶中的山莊承載了知識分子自傳統以來士大夫的“江湖”隱逸情操。土堡在誓死捍衛了這一最后的家園，土炕退縮到現代性逼仄的角落，卻成為一劑治療失眠的良藥。
王小波說過：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詩意與我們何其重要。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曾吟唱到：“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他的聲音為什么會使后來的人如此的著迷？作為一個“還鄉者”在斷裂了的鄉土詩意中，在城鄉的對立中重新尋找精神的家園。還鄉必然是心靈中的對已失鄉土詩意的再度體認，并非記憶中的囈語，重建鄉土精神家園使游走在詩意棲居大地上的“還鄉者”得到靈魂的休憩。
誠如柏夫在其小說《鄉韻》中所感嘆道的，“任何一個有過鄉村到城市經歷的人，再經歷一番情感的迷離之后，懷著對傳統鄉村的懷念，也懷著對城市文明的終極理解，他們遲早要打開精神和情感的通道，在城鄉的對視中，最終抵達一種相生、相連、相通、相融的和諧境界。”山莊的敘事承受還鄉者還鄉的話語架構，這根源于一種樸素的、彌足珍貴的人文精神，一種發自肺腑的悲憫情懷，鄉土散發出了憂傷而迷人的魔魅之美。
《社會學家茶座》第47輯
作者簡介:李安樂，1980年生，甘肅靜寧人，中學美術教師。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員、中華美學學會會員。曾獲中央美術學院青年藝術批評獎，有文章發表在《社會學家茶座》、《中國社會科學論叢》及《美術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