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非遺——非遺傳承如何創新

黃龍光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云南昆明650092）

緣起

自從2004年中國政府簽署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啟動已十年有余。十年的時間，不論是學術界對非遺概念的闡釋和對非遺的調研，還是各級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推動，我們基本完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從國際化到中國化的調適和過渡，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研究，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際保護，均取得了頗豐的成果，獲得了顯著的成效。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和宗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富含生命氣息的活態文化，對其的傳承和保護也必須隨著新的歷史條件、新的社會語境的出現而給予不斷的創新和發展。當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進入第二個十年時，已經到了立足以往非遺保護的基礎，冷靜地總結經驗和教訓，理性地思考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如何創新問題的時刻了。一方面，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客體而言，主導的政府、主腦的學界與主資的商家等多方外在主體，均實現了主體間的分工合作，并最終都獲得了各自相應的收益。另一方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主人的以傳承人為核心的公眾，則逐漸被客體化而導致其非遺主體權益的讓渡。

一．非遺是誰的非遺

非遺究竟是誰的非遺？這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一個原生性問題。當前思考與解決非遺傳承如何創新的問題，可能仍須回到這個誰是非遺主體的原生性問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運動，從學術概念到文化實踐，是一個自上而下發起的行政指令和社會動員。對于一貫有行政依賴慣習的中國社會，這種綱領性行政指令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督促地方、社會對非遺保護的快速認知、重視以及真正實施。對于廣大的傳統文化承載者而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產生、非遺保護啟動之前，雖也親歷中國社會一系列的現代性變遷，但他們始終一如既往地自為傳承著自我的文化傳統。正當他們內源式在地化傳承著文化傳統的時候，世界的經驗、國家的設計、學界的指導以及市場的萌動，各方聯結、裹挾著一整套全新的非遺理念框架與保護機制，急促與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接和進入。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土持有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外來推動者，以及真實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被想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系列的碰撞。在這個過程中，非遺持有人作為處于社會資本占有劣勢地位的主體，在非遺保護中逐漸失語、失勢乃至失位。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各種外來強勢主體的過度操弄下，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自古相沿而習非遺的主體，不斷地受到行政化主導、專業化的指導以及市場化的蠶食。作為自古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發展自由和權益的主體，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客體化，導致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被動受命而至茫然，最終將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去主體化而被嚴重的異化。包括民俗學、遺產學、管理學、教育學等相關學科在內的學術界，不僅基本建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術話語體系，還參與了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評審和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一種國家文化，作為民族精神的精髓得到了彰顯，各級政府也因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而凸顯了政績。商業資本則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經濟化而獲得了利潤。而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的主體，他們從中獲得了什么？

二．適度創新的原則

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所系，它作為民俗學的一個學術概念，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開展而成為熱詞。遺憾的是，學界至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傳播沒能做出清晰的界定和區分。傳承，主要指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其源自的社區（如村落）內部代際之間的歷時傳遞，這種傳遞更多地是通過非遺持有人群體身體和心理的自覺投入而自然實現的，有時作為族群的一種神圣義務獲得穩定傳承的保障。反觀傳播，主要指的是文化在空間上族際之間的一種播布，它更多地不是一種內源式轉移，而是一種外推式遷移的過程。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及其創新，當然須由作為文化主體的傳承人群體來進行。當然，作為仍未達到真正文化自覺程度的廣大民間非遺傳承人群體，他們可能需要一些政策的支持引導和專業的指導幫助。

古德利爾把事物分為三類：“贈與之物、出售之物和不可贈與或出售、只能保存之物”。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具有悠久歷史記憶，富含內涵而發揮著一系列重要社會功能的民族文化傳統，不論是具有文化自決權的遺產主體，還是外來各方助推主體，在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及創新上，首先亦須分清哪些部分適合開發，哪些必須得到原真性保護。凡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邏輯源頭的民間信仰部分，顯然具有節日祭祀場域下神圣性的一面，并不適合開發。而大多數的民間工藝類、歌舞藝術類非遺，因與文化主體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迎合了現代旅游、文化產業等的發展，適合生產性保護。不論保護性開發還是生產性保護，各相關參與主體還須具有一定的文化傳承意識和社會服務意識，重在可持續傳承而不在無限性逐利。

但我們看到的是，各地諸如祭神、婚戀等等一些獨特的民俗因原始、古老、神秘而滿足了外來他者文化獵奇心理，仍在不斷地被挖掘、設計甚至創新從而進入資本市場得到誤讀性廣泛傳播。從彝族密枝祭祀、佤族司崗里祭祀、摩梭人走婚習俗的開發，到“天天火把節”、“天天潑水節”等策劃運作，都屬于違背非遺原生社會功能的偽民俗主義做法。當然我們也觀察到，今天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論在本地傳承還是異地傳播，事實上文化主體對非遺的傳承實施了一種靈活的雙軌機制。即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在面對游客等外來者展演的同時，當地人也有在社區內部面向自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創新，一定要在適度原則下進行可持續發展，在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對原生態、原真性前提下，合理創新。任何形式的創新，最后面向的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而不是外來者。

三．公眾的文化實踐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全民性的特點，理應得到全民的認知、欣賞和傳承。當前全球化裹挾著商業化和城市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依然帶來很多沖擊。現有的博物館化傳統展示、商業化文藝展演外以及旅游市場的文化銷售等模式，固然強力推進了非遺的傳承和保護，但同時也加速了對非遺的符號化與客體化進程。如何將現代大眾傳播和本土傳承有效結合起來，如何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內源的社區內外進行廣泛傳播，如何充分激發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動力和活力，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美國公眾民俗學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的維度，但其公眾文化展演實踐模式也具有清醒的反客體化意識，對文化傳統的恢復和持久性具有一種逆向式激發作用。筆者有幸親臨美國華盛頓市參加2014年史密森民俗生活節（SmithsonianFolklifeFestival），并擔當“中國：傳統與生活的藝術”主題展演雙語解說人（bilingualpresenter），真正體會到美國公眾民俗學文化展演實踐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傳統文化的異地新語境下的橫向傳播，而在于回溯為本土社區文化主體對非遺的一種價值重估，從而提高其文化自信，最后全民投身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群體傳承。美國公眾民俗學文化展演的組織和實施，完全依賴公益性學術機構史密森學會，公眾民俗學家作為本土傳統文化承載者的文化代理人，在全新重置的傳播框架和語境下，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力求避免學術的專斷和話語的暴政，自始至終協助傳承人全方面有效地展示其傳統文化。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展演實踐，往往大部分是政府行政主導型模式，還有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商業化模式，而富有專業學術背景的非遺學專家，有時也可能面臨被行政同化的結果。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的傳承人，在具體展演語境的設置、展演的模式等實施環節上，無疑不具有平等的協商和對話權，他們更是經歷著不斷被客體化的結果。長此以往，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嚴重依賴行政動員和商業驅動，也無助于培養和激發非遺傳承人的文化自信。同時，作為中間協調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團體，則難以充分施展專業知識。

(本文發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