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中國藝術學文庫·藝術人類學文叢

書名：《審美人類學：視野與方法》

[荷]范丹姆著 李修建向麗譯

英文書名：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perspective and methods

責任編輯：鄧友女 王海騰

定價 39.00元

內容簡介

荷蘭學者范丹姆是最早提出審美人類學的學者之一，他主張以人類學的方法和視角，放眼世界文化，對美學和藝術進行整體性的關照。本書對審美人類學的歷史、理論、方法、視野、觀念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于國內的美學和藝術研究頗有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

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1960—），荷蘭萊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荷蘭蒂爾堡大學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審美人類學、藝術人類學和世界藝術，著有《語境中的美：論美學的人類學方法》（1996），主編《世界藝術研究：概念與方法》（2006）等。

譯者簡介

李修建（1980—），山東臨沂人，哲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秘書長。主要研究中國美學和藝術人類學，著有《風尚：魏晉名士的生活美學》、《當代中國美學研究》（與劉悅笛合著）、《藝術人類學》（與方李莉合著）等，并有譯著多部。

向麗（1978—），云南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審美人類學和馬克思主義美學，近年在《文藝研究》、《國外社會科學》、《民族藝術》等刊物發表論文40余篇，出版專著1部，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等5項。

 

目 錄

001/譯者序

001/序言

001/導論：作為一門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的審美人類學

010/第一章被遺忘的開端：恩斯特·格羅塞與審美人類學的誕生

011/一、恩斯特·格羅塞：學術形成期

016/二、作為對跨越不同時空的民族進行比較研究的人類學

018/三、作為研究藝術的情感特質的美學

022/四、以人類學方法研究美學：三個主題

026/小結

029/第二章日常生活中的美：人類審美的普遍性

031/一、人類、進化與審美

034/二、人類學和審美：探索“審美的人”

036/三、人類學和審美：偏好的民族志

042/小結

043/第三章人類學和美學

044/一、人類學方法大綱

055/二、美學以及在人類學領域研究美學遇到的障礙

070/三、一種斷言：非西方文化中缺乏可表達的美學

075/四、關于非西方美學實證研究的回顧

082/小結

085/第四章人類學家的工作：對審美偏好的經驗性研究

085/一、藝術批評研究

097/二、藝術家研究

108/三、審美詞匯研究

113/四、藝術品研究

117/小結

120/第五章世界上的美：美學的普遍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

123/一、美作為一個研究主題

126/二、世界上的美

129/三、世界美學

131/四、美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

142/五、美作為人類有機體的反應

151/六、美作為反思的對象

154/小結

156/附錄一：通過人類學研究美學：我的學術之旅

174/附錄二：審美人類學：經驗主義、語境主義與跨文化比較

——審美人類學訪談

183/譯后記

 

叢書總序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長 方李莉

非常高興能在中國文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推出這樣一套國內內容最完整、規模最大的藝術人類學叢書（出全將有二十余本）。我想，這不僅是在中國，在國際上也是史無前例的。說其內容最完整，是因為這套叢書包括藝術人類學教材、中國藝術人類學理論、外國藝術人類學理論（系列譯著）、田野考察（包括鄉村與城市），還有中外藝術人類學家對話、中外藝術人類學講演集、會議論文集等。

如果這套叢書能全部按計劃出版，這將是學界的一件大事，也是藝術人類學學科建設上的一件大事。藝術人類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僅從字面上來看，其跨人類學和藝術學兩個學科，但有關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不僅會影響到人類學和藝術學，還會影響到相關的一些領域，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文化產業等。這是因為，如果僅僅從藝術理論的角度來研究藝術，很容易將其局限于藝術的形式與審美等方面、藝術品與藝術技巧的分析等。但如果引入人類學的視角，藝術的研究就不僅與藝術品有關，還與藝術審美、藝術技巧有關，因為藝術還是潛在的社會和文化的代碼及表征符號^[①]，所以其還將與許多的社會與文化現象有關。

在工業文明走向后工業文明、地域文化的再生產走向全球文化的再生產、資本經濟走向知識經濟等人類社會面臨急劇轉型的今天，藝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遠遠超越我們已有的認識。因為藝術所具有表征性、象征性和符號性，將會越來越成為趨向于精神世界發展、趨向于人的身體內部發展的后工業社會中的文化、政治、經濟變革的引擎。因而，新的時代，須要我們從更深刻和更廣泛的角度去理解人類的藝術，以及藝術與社會、與文化發展之間的關系，也因此，筆者認為這套叢書出版的意義巨大。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每一次的社會轉型是由科學技術的變革引起的，但每一次文化轉型，包括對世界圖景的重新勾勒，都是從藝術的表達開始的。文藝復興時期，藝術是時代的先鋒，這是因為藝術的感知來自于人的直覺。理性也許穩妥，但卻往往遲緩于直覺。就像“春暖鴨先知”一樣，藝術也是時代的溫度計，是最早地敏感到社會氣候變化的一種文化表征。以往，社會科學，包括人類學，對藝術研究重視不夠，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會糾正學界一些曾對藝術認知的偏差。

這套書是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師生們十幾年來積累的研究成果。除了教材和理論部分之外，它還包含了十幾本田野著作，它們是這套書的核心部分。因為人類學研究是以田野見長，也是以田野來實證自己的觀點的。這里的田野著作分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梭嘎苗寨田野考察系列：2001—2008年間，筆者以及其所在研究所的全體師生一起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由筆者擔任課題組長），而對梭嘎苗寨的考察是其中一個子課題。那是在2005—2006年間，筆者帶領本所師生（楊秀、安麗哲、吳昶、孟凡行，還有音研所的崔憲老師）組成的子課題組在那里做田野。安麗哲、吳昶、孟凡行是我帶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現在他們已經畢業，在不同的大學當老師，在這個系列里能出版他們的成果，我很高興。

2006年，受北京民盟市委的委托，我們研究所做一個有關北京“798”藝術區的研究報告，并對其未來走向下一個判斷，因為當時北京市委對是否保留“798”藝術區有所猶豫。研究的結果是：“798”藝術區是后工業社會發展的產物，是一個城市文化發展的象征，所以必須保留。自那以后，我們所的藝術田野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首先只是研究“798”藝術區，后來擴展到宋莊藝術區，這里除有劉明亮、秦宜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們所共同寫的研究報告外，還有我指導的一位韓國博士生金紋廷做的有關“798”藝術區和韓國仁寺洞藝術區對比研究的博士論文。這一系列課題研究得到文化部國家當代藝術中心的支持，因此，研究成果也是屬于文化部資助課題共享的。

這套書里的另一田野部分，就是景德鎮陶瓷藝術區的考察。從1996年開始，筆者就在那里做田野，持續到今天已近20年。開始只是自己在做，后來帶領學生們（先后參與過這一課題的研究生們有：王婷婷、陳紫、王丹煒、白雪、張欣怡、張萌、郭金良、田曉露、陳思）一起研究，這是我們所持續研究時間最長、花力氣最大的田野考察點。最初關注的是90年代以后國營工廠改制下當地傳統陶瓷手工藝的復興問題。2006年以后，發現那座古老的陶瓷手工藝城市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不再是一座只有當地手藝人在創造當地文化經濟而發展的城市，而是加入了許多外來的藝術家（包括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和外來的年輕的剛從藝術院校畢業的學生們的城市。他們利用當地的陶瓷手工藝生產系統和當地傳統的手工技藝，創造他們新的藝術品及新的藝術化的生活日用瓷。他們的到來不僅復興了當地的傳統文化，還創造了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當代文化和藝術，讓景德鎮又重歸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但是，如果說在歷史上景德鎮是世界日用陶瓷生產的中心，現在它竟成了世界藝術瓷的創作中心。其之所以能有如此轉變，是因為，當地流傳了上千年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技術成了可供外來藝術家們開發和利用的文化資源。現在，當我們來到景德鎮，以往那里廢棄的國營大工廠以及周邊的村莊都被開發成類似“798”、宋莊的當代藝術區。這些藝術區里聚集了許多傳統的手藝人和外來的藝術家，是他們和當地的手藝人共同開創了景德鎮新的文化模式和經濟模式。這一套書包括口述史，田野考察，歷史梳理，以及理論論述，會是一個不小的系列。

筆者花了8年的時間和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組的成員們一起，在西部（包括梭嘎苗寨）做田野，最后完成了一部題為《從遺產到資源——西部人文資源研究報告》的專著^[②]。其中許多觀點不僅出現在西部考察的專著中，還一直貫穿在我們后來所做的有關景德鎮乃至“798”、宋莊藝術區的研究中。因為，在這些不同的地方，我們都看到了從“遺產（傳統文化）到資源”的文化現象，即人們將傳統作為資源在開發和利用的文化現象。

如：劉明亮在他的有關“798”研究的專著中，描述“798”留下的巨大廠房空間：“看到其在新時期的區域功能和文化功能的轉變：它是新中國工業文明和歷史發展的見證，同時也保留了工業化時期和‘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等時期的痕跡，使之一方面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另一方面又成為北京市文化產業的先行者。從這一點來看，它又是一個典型的‘從遺產到資源’的案例。”^[③]也就是說，當年“798”工廠遺留給北京市的不僅是一個時代的物質空間，還包含了整個計劃經濟時期甚至“文革”時期的許多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進駐在那個空間里的藝術家、畫廊，不僅有效地利用了其高大的廠房，還有效地利用了一段“紅色”的記憶，創造了其特有的記憶文化。金紋廷也在其專著中寫道：“‘798’藝術區和仁寺洞文化區的共同點在于，傳統和現代、藝術產業和觀光產業共存一處。同時，兩個地方都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巨大沖擊，在藝術區的構成和系統上都發生了重大改變，其變化速度之快遠超出人們的預測。”^[④]

通過這些田野我們看到：第一、當今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一個標志就是“傳統與現代不再對立”^[⑤]，它們正在共同建造一個新的人類的社會文化；第二，以往人們是通過開發自然資源來創造文化，而現在的人們則是通過開發“文化資源”來“重構文化”。第三，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正在取代傳統的資本社會和資本經濟^[⑥]，其證據是：越來越多的人在從事與知識、與智慧、與經驗和信息有關的工作。這些人是藝術家，設計師，手藝人，建筑師，工程師，廣告策劃，網絡工作者，金融家，科學家等等。也就是說，今后社會的競爭不再是資本和生產工具、生產資料以及生產規模的競爭，而是知識、技藝、信息、經驗、策劃能力、思考能力、創新能力的競爭。而這所有的能力，不在人的身體外部，而在于其內部。也就是說，身體與勞動工具、與資本合而為一的時代又要來臨，好像是對傳統的回歸，實際上是一種新的社會的來臨，一種新的競爭方式的來臨。筆者看到有一部書，名叫《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⑦]，因此，我們不妨將我們看到的這些新的文化現象命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革或社會變革”。

而這一切變革都與藝術有著密切的聯系，傳統和現代是以藝術作為橋梁，才把它們關聯在了一起。如，所有的傳統手工藝，在機器生產取代手工生產的今天，只有變成藝術，或者為藝術化的生活服務，才能保存下來。正因為此，景德鎮才從傳統的日用瓷中心發展成當代的藝術瓷中心。另外，藝術是重構傳統景觀和傳統文化的最直接手段，正是這種重構激發了文化產業的向前推進，也抹平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鴻溝。

同時，當文化重構成為一種當代的文化再生產方式時，藝術在其中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當筆者在西部做考察時發現，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要能轉化成藝術，就不僅不會消失，還能夠繼續發展，這種發展不僅重新模塑了當地的文化符號與文化認同，也重新模塑了當地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⑧]

以貴州的梭嘎苗寨發展為例，2005年我們到那里去考察時，當地的村民們生活很困難。將近十年過去了，據說當地不少的村民們已經脫貧了。他們將自己的文化變成藝術在出售，如他們的歌舞、刺繡等。這是一種文化再生產的新方式，這種方式使得人類創造文化不再僅僅是人與自然的互動、人與物的互動，而是人與文化的互動。其生產的結果是，人們不僅是在消費物質，也是在消費符號和形象，這也就是文化產業興起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所以我們看到，許多的傳統成了文化和藝術再創造的資源，所以我們還看到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成為可供展示和可供表演的符號，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也幾乎都成了民間藝術家。可以說，沒有藝術的表現，人們是很難認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珍貴性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藝術的表現也就不會有今天紅火的文化產業。

其實，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農村社會、傳統手工藝城市。即使在現代大都市，在當代的藝術創作中也一樣。人們也不再以再現自然景觀或現實生活為目標，而是不斷地在原有的文化中去尋找重新創作的符號。如當代藝術家張曉剛、岳敏君、王廣義等，他們都是在不斷地利用計劃經濟時期和文革時期的政治符號來作為自己的創作資源，徐冰的《天書》則是在中國的精英文字的歷史中尋找資源，呂勝中鋪天蓋地的《小紅人》卻是在陜北的民間剪紙藝術中尋找資源，等等，舉不勝舉。在未來的后現代社會或信息化社會中，藝術作為人類文化代碼所體現出的價值會越來越重要。以后，筆者會有專門的論著來討論這一問題，并希望也能在這系列叢書中出版。

總之，田野工作是令人興奮的，其會為我們呈現出許多鮮活的社會知識和智慧，所以，這套書是以藝術田野為重頭的。當然，理論總結也同樣重要，所以在這套叢書中還會有羅易扉的《1990年代以來西方藝術人類學思潮》和王永健的《新時期以來中國藝術人類學思潮》。他們都曾經是我們這里畢業的博士生，出版的也都是他們的畢業論文。另外，為了便于教學，筆者在學生們的幫助下，還會將自己多年的教學大綱編著成一本《藝術人類學十五講》出版。

藝術人類學是一門外來的學科，因此，翻譯介紹、與西方學者合作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近年來我們所的李修建副研究員，一直在組織大家翻譯一些非常經典的藝術人類學論文，其將會將這些經典的論文匯集一體，在這套書中出版。另外，我們還將選擇羅伯特·萊頓、范·丹姆、墨菲三位世界著名藝術人類學大家的代表作翻譯出版。他們和我們研究所有著長期的聯系和廣泛而深刻的學術交流：羅伯特·萊頓和范·丹姆基本上每年都會來中國參加我們和學會共同組織的中國藝術人類學年會。尤其是萊頓教授，其受國家外專局的聘請作為外籍專家在我們所工作三年，此期間，他一直參與我們的教學工作和景德鎮的田野考察工作。所以，景德鎮的這一部分成果也要部分歸功于萊頓教授，是他和筆者一起指導學生，和筆者共同完成了許多研究。在共事中，我們打算以藝術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為主題，出版一本對話錄——東西方學者不同的田野工作方式與體驗——應該會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另外，范·丹姆一直在研究審美人類學，在這方面他是世界級的權威，他一直希望和筆者有一個對話，對話的主題是通過田野來討論不同地方文化中的不同審美趨向，以及這種審美趨向背后所生成的社會結構等——如果能完成這一對話錄，其也會成為這套書中的內容。時代的發展須要不同國家的學者共同探討、互補和互動，加深彼此間的共同理解，同時攜手解決或研究一些世界性的問題。也因此，這套書的作者，不僅有我們所的師生以及曾在我們所受過教育、如今已在全國不同高校擔任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學者們，還有多位與我們所長期合作的外國學者們。

現在這套書有的已經完成即將出版，有的還在修改之中，有的剛開始寫，因此，要全部完成，可能得有兩三年時間，也許還會更長。但這是一套有價值的叢書，希望出版后能夠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同時，也希望通過這套書的出版能夠推動藝術人類學這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中國藝術人類學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最后還要聲明的是，這套書的成果不僅來自于我們所的學者們以及曾在我們所受過教育的碩士生、博士生們的共同努力，還要歸功于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的共同參與。因為，以后學會每年的年會論文集也將放在這個系列中出版，這也增加了這套書的出版分量。

寫這篇序言時，我正在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訪學，受出版社敦促，匆匆寫成，權當是主編這套書的思路概述。

再次感謝中國文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資助！也由衷的感謝編輯們的辛勤勞動！

方李莉

2014年12月18日寫于英國杜倫大學

序 言

范丹姆

2013年10月31日晚，我有幸為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作了一場講座，題目是“審美人類學：對視覺偏好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講座結束以后，在問答環節之前，主持人程相占教授用中文做了一個評議。其間，我聽到程教授說了一個英文術語“審美物種”（aesthetic species）。我在講座中沒有使用這一術語，我真希望用了它。因為它恰如其分地總結了講座的精髓：我們人類確實是審美的存在，每天都會經歷視覺上的好惡，比我們最初所認為的更為關心美的創造、使用和評價。為了更好地理解人類的這一突出特征，我建議我們應該運用各種審美學科的數據、視野和方法。不僅包括那些傳統上關注審美的學科，最突出的是哲學，還包括將人類視為生物進化過程所產生的有機體的新學科。總之，讓我們以目前能得到的各種方法來考察人類的審美之維，讓我們將人類視為一個審美物種來進行研究。

當晚，我們散步回到我的住處，程教授提出，我的講座主題相關的書，值得譯成中文出版。我并沒有這樣一本書，不過那次深夜對話，讓我有了將先前發表的從人性視角研究審美的文章結集出版的想法，這部文集，的確是將人看成了審美物種。現在，這一想法變成了現實，我十分感激程相占教授的最初提議。

我和程相占教授認識，是由于李修建的介紹。2013年，我參加由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組織的學術會議，李修建為我聯系了一系列講座，程教授供職的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即是其中之一。這段旅程令人難忘，我對李修建的周到安排，始終心懷感激。我同樣要感謝他精心翻譯了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除了第三章，本書其他部分都是由他譯出的。第三章的譯者是云南大學的向麗教授，這章的篇幅很長，我對她花費時間和精力來翻譯此章表示誠摯的謝意。

我要感謝下列刊物和出版社，他們慨然授予版權，允許我將發表過的文章結集出版。

第一章， “Ernst Grosse and the Birth of the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恩斯特•格羅塞和審美人類學的誕生》）Anthropos107 (2), 2012, pp. 497-509, © Anthropos Institute.

第二章，最初題為“The Anthropology of Everyday Aesthetics: Human Beings, ‘Ordinary Beauty,’ and i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日常美學人類學：人類、“日常之美”及其跨學科研究》）inL’esthétique du beau ordinaire dans une perspective transdisciplinaire, ed. Janusz Przychodzen et al., Paris: L’Harmattan, 2010 (Epistémologie et Histoire des Sciences), © L’Harmattan.為了更顯清晰，以及與本書其他部分一致，我做了少許修改。

第三章和第四章原是我的書中的章節，Beauty in Context: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語境中的美：論美學的人類學方法》）,Leiden: E.J. Brill, 1996, © Royal Brill.

第五章，最初發表時題為 “World Aesthetics: Biology, Culture, and Reflection,”（《世界美學：生物學、文化和反思》） 發表于Compression vs. Expression: Explaining and Containing the World’s Art, ed. John Oni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原先對三個案例研究的討論，擴寫為該章的“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美”的評論。

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中譯版已經發表于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主辦的《民族藝術》，我要對他們表示感謝。

導論部分“作為一門跨文化和跨學科探索的審美人類學”，是專為本書所寫。

本書導論：作為一門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的審美人類學

 

在人的面部和身體、自然、藝術和設計之中，存在所有人都認為具有吸引力或漂亮的視覺特征嗎？反之，存在所有人都認為看上去令人厭惡或丑陋的對象嗎？如果存在這種視覺偏好的共識的話，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些審美普遍性？

人類在視覺趣味上的喜好和厭惡，像文化史家和文化人類學家所提出的那樣，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或他們所屬的時間階段所決定的嗎？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審美偏好上的文化相對性？

這些關于人類審美偏好的普遍共識和文化差異的基本問題，又引發了其他一些疑問。有人可能會問，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環境在對視覺偏好的形成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還有人可能會想，個體經驗和偏好是如何納入到情感性視覺反應的全球一致性和時空多樣性這一宏大的問題框架的？任何此類問題都會引發審美乃人之為人的基本維度的關注。事實上，由此引發的最基本的問題或許是：為何人類會有審美偏好？我們為什么首先會體驗到美和丑？有人或許認為這是一個寬泛的哲學問題，而其他人將其視為一個基本的生物進化問題。

哲學和科學都源于好奇和提問。上面涉及的基本問題，由對人類作為審美存在的認知興趣所引發，或許會導致持續的研究和爭論。探討這些問題的適當的學術環境，首先應該是美學這一學科。不過這一學術領域很少關注“審美的人”這一基本問題。至少在西方學界，美學幾乎只關注西方傳統之內的“藝術和美”（將“藝術”而非“美”作為 主要分析對象）。

除了沒有全球性或跨文化的視野，美學還被描述為缺少跨學科的角度。無論西方還是其他地區，美學都幾乎被納入哲學范疇，甚少關注其他學科的成果。在西方，無論是18世紀確立的美學，還是其古典時代的知識先軀，全都主要對藝術、美和崇高的本質和條件進行思考。即使在20世紀，美學這一學科同樣極大地忽視像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甚或藝術史等相關領域所提供的經驗性數據和視野。美學的研究重心是概念分析，它對歷史上權威思想家的藝術觀表現出經久不息的研究興趣，審視并評價它們，因此，美學這一學科或許可以更為恰當地稱為哲學美學，或更好地稱為藝術和審美哲學。

本書所提出的“審美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最好描述為從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框架進行美學研究的一種嘗試。這一框架可以系統性地提出一些基本問題，對人類生活中的審美所做的任何有條理的考察，都應該進行回答。因而，具有不同意義的“人類學”，完全可以用來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方法對審美問題加以研究。

人類學和美學

此處所用的人類學這一術語，在其基本的字面意義上，指的是對人的研究。這一單詞anthropologia的最初意義來自古希臘語anthropos（人），由16世紀的歐洲人所創造，幫助他們建構一套思想，能夠就人類的審美提出一些既明確又中肯地的基本問題。除了探討審美偏好的普遍性和文化相對性，廣泛上的“審美人類學”還應提出如下基本問題：人類審美感覺的起源和本質；審美對象的創作、使用、評價和效果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世界各文化對審美的反思或思想。在此需要指出，對人類審美之維的如此綜合的研究思路，需要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一些手冊和學院網站上仍將人類學描述為對人性的研究。不過，在20世紀，人類學這一術語，尤其是狹義地指“文化人類學”時，更多特指對世界上仍然過著傳統生活方式的小型社區的研究。在此語境中，人類學家主要指的是那些通過與當地人共同生活和勞動，獲得關于這些社會或文化的第一手知識的人。人類學家的工作被稱為民族志田野調查或參與式觀察，一般要持續一年以上，至少要學會當地語言。在西方，從20世紀早期以來，對小型社會的在場調查成為人類學家的學術“通過儀式”（后來拓展至在其他語境下的“嵌入”研究。）

西方人類學家——或民族志學者，這一術語在此語境下更為合適，不過用得較少——絕大多數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各地和美國土著之中從事研究。他們亦在中亞和東南亞等地區進行考察，不過還未涉及其他地區，包括歐洲和中國。中國的人類學家除了探討漢民族的民間傳統，似乎更多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

就此而言，“審美人類學”指的不是關于“人性和美”的大問題，而是由人類學家在社會或文化語境內對審美問題所做的調查。人類學家探討當地的視覺偏好、人與藝術之美的文化標準，以及作為民眾審美語匯的關鍵概念的相關問題。他們還分析審美的社會文化融合，考察諸如美在宗教、社會特權和文化認同中的地位等問題。與這些問題密切相關的，人類學家還會努力記錄一個文化中的“審美知識”，比如，人們對美與善、丑與惡之間的關系的認知，或者由創造出與感知到的美所產生的一種崇信效果。

的確，從事“審美民族志”研究的人類學家數量不多。不過，藝術史家，或中國的民俗學家，會對小型社會的審美問題進行同樣的研究。這些研究者大多采用20世紀“田野人類學家”發展出來的方法和路徑進行當地研究。

盡管這些研究事實上沒有尋求與“審美的人”這一更大問題的關聯，不過，這種當地研究，對于致力調查人類生活中的審美問題的“審美人類學”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首先，由人類學家和相關研究者所做的經驗性研究，長期以來確立了審美感覺的普遍性。到了20世紀，一些學者和外行對這種普遍性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美的創造和欣賞需要一個發達的或文明的心靈，這在世界上的許多文化中是不具備的。

除了揭示審美感覺和審美評價的普遍性，人類學家還提醒學界注意到審美在人類生存中的普遍性。人類學家關注社會各成員的日常生活，而非那些文化精英考究的審美實踐和優雅的審美經驗，從而使我們認識到美在民眾生活中如何具有普遍性——不僅包括本書所關注的美的評價問題，還涉及到美的創造和使用。因而，人類的視覺外貌，除了面部和身體，還包括發型、服飾，以及對自然形體的其他修飾，皆在日常的基礎上進行審美評價；家庭居室和公共空間常被加以美化，日用餐具也會大加修飾或精心設計；美麗的鮮花常用來裝飾祭祀先人或神靈的圣壇，當其凋謝之時便被替換；等等。盡管暗示了大量的物品會被生產、使用，并以審美術語進行評判（大多數超出了傳統的藝術領域），不過，正是這些日常之美，而非制作精良卻不具備共同視覺審美屬性的事物，證明了審美在人類生活中是一個多么基本的特征。相比審美的普遍性和對人類的任何綜合性研究的理論重要性，對人類審美的學術關注的確非常不足，尤其是從跨文化和跨學科視角的關注，更顯其少。

 

人類學方法

將審美解釋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個特征，除了其自身獨特的表現，還可視為人類學帶給美與相關現象研究的一個典型視角。不過，人類學家通過發展出的一套獨特方法，同樣有助于探討這一具有民主化傾向的審美。這一方法主要有三大特點，對此在隨后章節中有更多探討。這里對它們與其他學科視角之間的關系做一簡要介紹。這一與眾不同的人類學的審美研究方法，可以視為對“審美人類學”的第三種解釋，另外兩種，一是對審美的人的綜合性研究，二是調查世界上小型社會的審美問題。

人類學家在研究審美問題時所用方法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強調經驗性數據乃進行深入研究的起點。一旦集中起本書涉及的各種方法，針對視覺偏好和其他審美現象的經驗性發現，既可以進行歸納性的概括，更可以做解釋性的推理。后者亦包括對這些概括本身的解釋性分析。經驗性數據盡管在哲學美學中是缺乏的，卻是實驗心理美學和神經美學的突出特征，它們還是并不多見的社會學美學的組成部分。人類學家力圖確立的經驗性數據的特征和區別在于，它們是民眾關于自身的審美偏好和審美觀念的口頭報道。正是實地研究的出現，最終使得人類學家能夠較好地依賴這種地方性的意見。這種以口頭觀點為主的方法論，取代了以往根據視覺藝術的表達推測一個文化的審美觀念的人類學規則。

田野調查對即社會文化語境主義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今天將其視為人類學方法最顯著的特點。早在18和19世紀，西方“搖椅上的學者”在研究遠方的異域社會時，時或得出一個結論，即文化的某些維度只有依據其他維度（政治和宗教；經濟和社會，等等），才能見出其意義。因而這些學者幫助我們認識到，不同的社會文化元素是如何在因果層面上相互關聯的。20世紀以來的田野實踐強化了這種語境意識，因為人類學家通常會沉浸到陌生的文化中，將其視為一個聯系在一起的復雜整體加以研究。將單一的現象整合進更大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進行描述和解釋，成為人類學研究的普遍圖景。

就審美而言，這種語境意識尤其注重探討社會文化環境對文化成員的審美偏好的影響。不過，語境主義者的考察亦涉及審美對象的功能、作用和效果，以及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評價。宗教領域的一個例子是，美如何用來取悅獻媚于上帝、祖先或神靈。在研究審美問題時，人類學家對社會文化語境的強調與其他學科所用的方法明顯不同，盡管有人認為社會學家也同樣強調語境。

20世紀，文化人類學與地方研究的結合日益緊密，使得語境主義的重要性變得模糊，不過，早期歐洲的搖椅人類學或民族學研究還有另一個重要特征，即跨文化比較。20世紀前后，對世界各地社會文化現象的比較主要依據的是由非專業人士收集的十分膚淺的數據，基于對這一狀況的批判性分析，人類學家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創建世界各地文化的數據，直至獲得足夠充分的資料，他們才進行跨文化的比較。此外，隨著研究空間轉向田野，這種對異域文化語境的持久而高度的介入，使得人類學家越來越強調其他生活方式的獨特性。因之，描述一個文化的獨特性，很快被視為要比進行跨文化比較更具意義。20世紀晚期的一些后現代人類學家甚至宣稱，人類的文化差異巨大，對它們進行比較沒有理論意義。

盡管如此，文化人類學在今天仍然宣揚自己是唯一提供了對人類文化進行跨文化比較的視野的學科，盡管社會文化現象的系統性比較如今已經很少了。考慮到比較在人類學中的重要地位，人們還應該記住人類學研究總是（至少是含蓄地）涉及到人性的一致性和多樣性。這種對人類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的認識，主要就是跨文化比較的產物。

在審美研究中，運用跨文化比較的方法，可以使人們開始關注在對“審美的人”的追問中所提出的一些大問題。因此，根據這一方法處理審美人類學的經驗性數據時，人們能夠提出，哪些視覺偏好是世界各文化中的人們共有的，哪些不是。就后者而言，對不同的審美偏好在其語境中進行跨文化比較，可以揭示一些潛在的模式或重復性的原則，它們在變化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系統地產生了不同的偏好。

不過，接下來對審美領域所確立的任何普遍性或跨文化的模式所做的解釋，最終則會超出對經驗性和語境化的數據的跨文化比較本身。因為后一類型的分析，僅僅關注文化層面，而非作為進化生物學的人的更為基本的層面，后者可能最終需要對人所共享的是什么進行更為全面的解釋。

對人的生物進化本質的觀察，使我們回到人類學作為對人類物種的綜合性研究這一寬泛的概念。16世紀德國的人文學者首次使用了anthropologia這一概念，指的是對人之為人的所有層面的研究，從解剖學和生理學，到社會文化行為，以及人的心靈或精神。事實上，一些學者提出，所有這些層面都是互有關聯的，應該進行綜合研究——用現在的學術語言說，這種對人的研究需要一種跨學科的方法。不過，西方傳統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對人及其研究的整體性觀念，認為社會文化現象與人的精神活動是和人的生物機體截然分離的。

不過，對人的整體性研究，又被那些喜歡用生物進化論的方法研究人類心靈和社會文化行為的學者提了出來。這些新近的方法展現出各不相同的形態和側重點，這反映于它們的各種學科命名上（如進化論心理學、人類行為學、生物文化人類學等）。從我們的視點來看，這些受達爾文主義啟發的方法，在試圖解釋人類情感、思想和行為的普遍共通性時，考慮到了人類共享的進化遺產。當這些相似點以在一種淺表的層面呈現自身時，當它們采取了潛在于文化差異之下的重復的形式原則時，它們就會這樣做。如此以來，這些生物進化論方法在嘗試解釋審美領域的任何普遍性規則時，也會證明是有用的。

本書堅持對人的整體性視野，支持對其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哲學人類學”這一術語有時用于指定這樣一個研究領域，它關注人類的本性這樣的大問題，廣泛借鑒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不過，“哲學的”這一修飾詞在此具有誤導性，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哲學人類學”都是跨學科的。

 

閱讀本書

本書對人性和美的研究，至少可以從兩條不同的路徑閱讀。對將審美視為人的一個多維面向進行廣泛的探究懷有興趣，并對跨學科研究得出的一些結果感到好奇的讀者，可以先從比較綜合的第五章開始。縱覽該章之后，如果對相關話題產生了興趣，可以再看之前的章節。第五章內容比較豐富，介紹了三種當代的研究路線，每種都采取了全球性或跨文化的視野。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學科背景，側重于人類審美的某一方面。它們分別關注審美在人類進化史上的起源，審美與相關社會文化語境的系統性關系，以及世界各文化傳統中的審美的方法論反思。

其中，最為基本的問題定位于生命科學，考察審美經驗以哪種方式基于人類物種的生物進化。這一研究被稱為“進化論美學”——連同相關的“神經美學”，其將審美經驗作為人類大腦的活動——乃是作為人類普遍現象的審美研究的最新進展。

第二類研究屬于社會和文化科學，涉及到人類學方法的運用：從跨文化比較的視角來考察視覺偏好的經驗性和語境化數據。除了確立審美評價的普泛性標準，這類研究還通過探討具有文化變遷性的視覺偏好與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的系統性關系，以闡明美的概念的文化相對性。

第三條研究路徑屬于人文學科，探討審美如何作為一個反思的對象，并分析各文化傳統中的系統性思想。這種對審美哲學的跨文化考察，傳統上稱為“比較美學”，如今亦用“跨文化美學”（“transcultural aesthetics” 和 “intercultural aesthetics” ），它作為哲學美學的一個分支，促進了全球性的視角。

此外，第五章提出，這三種研究方式可以用多種方式進行關聯。例如，進化論思想的解釋模式可以很好地用在審美評價的普遍性上，人類學研究表明了這種普遍性的確存在。該章還提出，這些不同的研究路徑可以整合到一個包羅甚廣的學科，人類審美的各種維度都可作為其研究對象。該章建議，這一新的跨學科可以稱為“世界美學”。這一命名類比了“世界藝術研究”，后者同樣宣揚全球性視角和跨學科方法，主要研究視覺藝術，與視覺美學的研究領域有所重合。

第五章所提出的整合性的方法，或可被恰切地稱為“審美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此處的“人類學”指的是對人類的跨學科研究。不過，我在此章有些猶豫使用這一標簽，因為在當代西方學術界，尤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人類學這一術語首先指的是對歐洲之外的當代小型社會的研究。中國的知識傳統或許沒有如此負累，或許更傾向于接受人類學的詞源學意義，即將人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除了先讀第五章，讀者亦可從頭開始，逐章翻閱。第一章主要介紹德國學者格羅塞的先驅性工作。在1891年發表的一篇綱要性文章中，格羅塞首次提出了“審美人類學”，既提出了所要研究的問題，亦給出了解決的方法。格羅塞提出的三個基本問題是真正人類學的，因為它們是從將人視為一個整體的視角而提出的：所有人都會經驗到審美愉悅，是人類的一個特征嗎？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對藝術的趣味隨時空而不同的事實？人類何時開始給事物加上審美維度的？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格羅塞建議運用他所說的“民族學方法”（ethnological method）。這一術語反應了當時的德國學界將其與意指體質人類學的“anthropology”所做的區分，“ethnology”指的是對不同時空中的民眾或民族的比較研究。格羅塞提出，民族學的跨文化比較方法可以很好地用來對世界各地的審美偏好有關的經驗性數據進行分析。格羅塞的著作完成于專業化的田野調查逐漸引入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之前，他對于審美研究中何者構成經驗性數據的觀念有別于后來的學者。他的方法的經驗性基礎不是由明確表述的當地觀點構成，而是由民眾的視覺藝術組成。根據這些視覺藝術，研究者就會推斷出這些民眾的審美偏好或審美原則。

需要看到，格羅塞的研究方案從來沒有被后來的學者所實施，他本人對此亦沒有詳細說明。幾十年后，人類學才開始零星地思考審美問題。在那之前，人類學家似乎沒有注意到格羅塞提出的方法論起點。甚至過了一個世紀之后，格羅塞提出的基本問題（尤其是前兩個對審美偏好的普遍性和文化多樣性的關注）才在人類學界系統地提了出來，他們用的方法在本質上和格羅塞的一樣。我在此提一下我的出版于1996年的著作《語境中的美：論美學的人類學方法》。格羅塞的論文更是最近才被發現。人們只能想一想，如果格羅塞的奠基性論文沒有湮沒無聞，而是引導著19世紀以來的討論、應用和完善，那么“審美人類學”該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啊。

第二章涉及對審美作為一個學術分析對象的解釋。本章闡述了上面所介紹的觀念，即從人類學的視角來看，審美是人類生活中無所不在的一部分，這既基于審美創造、使用和評價的寬廣對象，亦根據人類生活中頻繁發生的各種審美面向。為了論證這一如此寬泛和日常的審美觀，該章試圖表明，根據世界各地的民族志例證，視覺審美領域遠遠超出了西方哲學美學傳統所關注的繪畫與雕塑等精英藝術的生產和無功利反思。

第三章以更多細節解釋了審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的三個特點，對此上文已簡要提及。它還涉及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么人類學家似乎很少研究美和丑的概念問題。為此，該章加了一些更具知識史意義的評論，時間集中在20世紀的發展。在該章最后對學術史作了一些梳理，不過決不是該領域的全部歷史。

第四章對人類學家和藝術史家就審美的經驗性研究中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方法，作了一個調查和分析，他們主要集中于小型社會的研究。這些方法幾乎全部集中于收集與審美偏好和審美觀有關的口頭評論，包括諺語等口頭藝術形式中所表達的觀點。在考察審美時，依賴口頭藝術有其理論缺點。尤其在分析審美經驗時，口頭評論只是個體所經歷的經驗的次要的合理化或歸納性的反思。不過，在了解一個社會或文化中民眾的審美偏好及其對審美的本質和功能的看法時，口頭表達的觀點是極有價值的。

譯后記

2011年11月，荷蘭萊頓大學的范丹姆先生首次參加中國藝術人類學會的會議。那次會議是在美麗的玉溪師范學院召開的。玉溪環境絕好，湖光山色，清幽動人。一座紅塔，矗立于校園一角。空氣中彌漫著煙絲的味道，是一種濃淡適宜的芳香。玉溪師范學院諸位可愛可敬的同仁，懷著極大的真誠和熱情，盡心竭力，會議舉辦得相當成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范丹姆定然也深受感召，心底生出一種“找到了組織”的感覺。此后每年，他都積極參加我們的會議，并提交高質量的論文。

由于學術背景類似，加之性情相投，我和范丹姆近年時有郵件往還，在英文和學術上受惠頗多。于是，翻譯他的書，便有些義不容辭。范丹姆已在序言中提及，這本書，最初是由山東大學的程相占教授邀約的。程老師古道熱腸，欲將此書納入他主編的一套譯叢，終因版權事宜擱淺。后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方李莉老師和中國文聯出版社鄧友女老師的關心和支持下，將其列入中國文聯出版社的“藝術人類學文叢”系列叢書，得以順利出版。因此，要向程相占、方李莉和鄧友女三位老師，表示特別感謝。

云南大學的向麗教授翻譯了本書第三章。向麗是王杰教授的高足，一直在做審美人類學，理論功底深厚。同樣出身美學，她又是我同事與好友王磊的碩士同學，再加她看上去一團喜氣，讓人覺得親切，所以我總是直呼其名，盡管她已是教授博導。本章原為范丹姆《語境中的美》一書的導論，篇幅很長，涉及內容繁多，向麗為此投入了巨大精力。在她翻譯過程中，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的張浩軍副教授和云南大學人文學院的李娟副教授，在若干語句的翻譯上曾提供諸多幫助，在此謹致謝意。另外，本書的譯者序，亦得到向麗的悉心指正。

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源自《語境中的美：論美學的人類學方法》（Beauty in Context：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一書。此書1996年由Brill出版社發行。Brill出版社創建于1683年，是一家有著300余年歷史的老牌學術出版社。這兩章需要向該社購買版權，最初要價1100余歐元。我問范丹姆，能否還個價。他覺得希望不大，因為Brill有其風格和脾氣。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向該社負責版權事務的Laura Westbrook女士發一郵件，略陳學術著作出版之不易，相必貴社亦感同身受云云。Laura女士很快回信，慨然將費用削減大半。我將此事告知范丹姆，他覺得不可思議。這正是錢鐘書先生所說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吧。

范丹姆治學，必欲窮盡相關資料，因此書中有大量腳注，不乏對研究文獻的羅列。為了便于閱讀，我刪除了少數篇幅甚長的羅列式注解。范丹姆對此表示認可。

本書若干章節，已發表于《民族藝術》和《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在此對廖明君先生、許曉明女士和徐英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

最后，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鄧友女和王海騰兩位女士。一本書的順利出版，編輯工作總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李修建

201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