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藝的“在地同業”與“在外同行”
作者：季中揚 張娜 發表刊物：《開放時代》2020年第4期
【內容提要】歷史上傳統手工藝的聚集性發展離不開“鄉土空間”。它們往往先在某個地方逐漸發展起來，形成“在地同業”現象，然后利用血緣、地緣等人際關系網絡，在外發展商業銷售，以“在外同行”的形式大力拓展經營空間。傳統手工藝這種同鄉同業模式以“在地”與“在外”的互動發展為突出特點，“在地”與“在外”之間有著主從關系，其實是“前店后院”模式在空間上的延伸，“在外”拓展的目的始終是為了地方，而不是帶走地方資源“在外”發展。這種同鄉同業模式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鄉村與城市、地方與世界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這對于系統解決當代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產業、人才、文化等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啟發性。
【關鍵詞】手工藝 同鄉同業 特色小鎮 鄉村振興
傳統手工藝往往“基于運用地方特色的材料和資源，依賴于地方傳統，解決地方生活的需求”。因而，“地名”加上“手工藝”的組合成為人們習見的命名方式，比如宜興紫砂壺、楊家埠年畫、東陽木雕、景德鎮瓷器，等等，不勝枚舉。傳統手工藝的發展與某個特定的“地方”聯系在一起，這不僅意味著人們對傳統手工藝地方品牌的認可，也反映出傳統手工藝發展總是或多或少體現出地方（尤其是鄉村）聚集的特點。傳統手工藝在鄉村的地方聚集現象，我們稱之為“在地同業”。發展較好的傳統手工藝往往不僅滿足地方生活的需要，諸如楊家埠年畫、景德鎮瓷器、宜興紫砂壺等手工藝品還銷往全國各地，甚至遠銷海外。傳統手工藝在商業流通環節的行商或坐賈大多來自手工藝產地，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在外同行”。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與“在外同行”不僅有著事業上的關聯，還有著更為重要的相通之處，即“在地”與“在外”都離不開本土人情關系網絡的支撐。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與“在外同行”是一個很普遍的歷史現象，也是傳統手工業發展的一個顯著特色。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同業”與“在外同行”緊密地溝通了地方與世界、鄉村與城市，深入探究其歷史現象、內在理路、發展邏輯以及當代狀況，有助于我們思考鄉村振興過程中遭遇的一些難題。
一、手工藝“在地同業”何以可能？
中國古代社會是極其重視手工業的，《中庸》甚至把“來百工則用財足”作為治國“九經”之一。由于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手工業極其發達，不僅品類豐富，而且工藝超絕。到了宋代，手工業已經普遍發展成為商品生產，此時，如陶瓷業，在一些鄉村地區就已經出現了“在地同業”現象。據元代蔣祈的《陶記》所言，宋代景德鎮已經有瓷窯三百多座，呈現“村村陶埏，處處窯火”的景象。其時，耀州窯燒制規模也很大，沿黃堡鎮漆河上下十里都是燒瓷的，有“十里瓷窯”之稱。到了明代，手工藝的“在地同業”現象更為普遍，如松江的棉紡、宜興的紫砂、福建連城四堡的雕版印刷、安徽涇縣的宣紙等。在鄉土社會中，手工藝“在地同業”何以能夠形成？也就是說，這種現象的產生需要哪些條件或因素呢？任何手工藝聚集地的發展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是內因與外因、先天與后天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特別是“在地同業”現象遍及諸多手工藝門類，形成原因復雜多樣，難以統而概之，亦難以將其歸結為單一的因素。不過，一般來說，某一特定手工藝“在地同業”的形成基本都有主導因素，在其影響下帶動整體機制造就聚集現象。且不論總體性的社會歷史條件，手工藝在地聚集的突出因素要而言之主要有三點。
其一，獨特的原料產地。中國傳統手工藝向來重視選材。《考工記》在其“總敘”中就提出：“天有時，地有氣，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而且強調了材料的地方獨特性：“燕之角，荊之干，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考察明清時期“在地同業”的手工藝，很多都基于獨特的地方材料，如宣紙離不開涇縣的青檀皮與沙田稻草，歙硯離不開婺源龍尾山的石料，湖北廣濟竹編離不開當地優質的竹材。就拿宜興紫砂來說，燒制紫砂器所需的原料只能在宜興丁蜀鎮的青龍山與黃龍山陶土礦中發掘，此地紫砂陶土不同于他處所出，其性能具有可塑性強、透氣性好、吸附力強、色彩鮮艷多樣等特點。此外，這種紫砂陶土的加工過程較為簡單，從礦泥到熟泥不需要借助復雜的機械操作，只需粉碎礦泥、調水捶打，即使制造花器或絞泥陶器也不需要添加其他成分，只需調和幾種礦泥即可。材料的獨特性、易加工性為紫砂的“在地同業”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在清代前期，丁蜀鎮、青龍山南北麓、蠡墅、任墅石灰山、川埠寶山寺以及上袁、潛洛、湯渡等鄉村就有龍窯四五十處，形成了“家家做坯，戶戶業陶”的局面。《重刊荊溪縣志》稱贊說：“商賈貿易廛市，山村宛然都會”。
其二，帶頭藝人的推動。傳統手工藝不僅要求“材美”，而且講究“工巧”，其發展離不開心靈手巧的手藝人的技藝創新。手工行業的“帶頭人”與“能人”往往深刻地影響著該行業的發展走向，“在地同業”現象大多起于某個杰出藝人的“帶頭”。就拿宜興紫砂的發展來說，除了獨特的原料產地因素，帶頭藝人的推動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與瓷器相比，紫砂器透氣性能較好，但色澤之美終究不敵青瓷、白瓷、青花瓷、五彩瓷、琺瑯瓷，可以說如果沒有供春、時大彬、陳鳴遠、陳曼生、邵大亨等杰出藝人在造型方面的不斷創新，宜興紫砂也許將一直泯然于一般陶器之中。正是有了這些杰出藝人一代又一代不斷革新宜興紫砂的制作技藝，提升其審美理念，才帶領和推動了宜興紫砂業的蓬勃發展，形成了令人矚目的“在地同業”現象。尤其某些對獨特原料依賴性較弱的手工藝門類，有杰出藝人帶頭，才可能形成“在地同業”現象。以山東濰坊楊家埠年畫為例，溯源可發現，濰坊地區本來并不從事年畫生產，其從無到有的過程跟楊氏家族密切相關。據考證，楊家埠始祖楊伯達出身四川梓潼縣雕版年畫世家，是當地有名的木工畫師，擅長繪畫、刻版和印刷技術，明朝初年遷入山東濰縣后，結合山東當地的風俗民情，創造出了獨具特色的楊家埠木版年畫。正是在楊氏先祖的帶動下，當地人紛紛做起了年畫生意，逐漸形成制作年畫的風氣。到明朝末年，楊家埠年畫已經呈現出“在地同業”的景象，有堂號的畫店就有20個。到了咸豐年間，楊家埠年畫作坊最多達154家，出現了“畫店百家、畫種上千、畫版過萬”的盛景，年畫不僅銷往國內州縣，還遠銷俄羅斯、日本、朝鮮及南洋諸國。
其三，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除了獨特的原材料、杰出的藝人這些條件，手工藝形成“在地同業”現象對社會關系網絡也有一定的要求。因為“在地同業”的前提是從業者能夠較為充分地共享原材料、技術與市場，這就需要他們之間有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用社會學的概念來說，即當地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存量。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在鄉土社會中，信任、規范和網絡可能主要基于血緣與地緣，而“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主要還是基于血緣的親屬關系。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言，“作為一切商業關系之基礎的‘信賴’（vertrauen），在中國總是奠基于純粹（家族或擬家族的）個人關系上”。在鄉土社會中，雖然普遍重視血緣與地緣關系，但實質上很多地方家族之內、姻親之間有著極其復雜的矛盾與沖突，因而，適宜發展“在地同業”的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并不普遍。
如果說，人的因素具有一定的流動性，比如官營作坊，可以通過行政力量征調手藝人實現手工藝的聚集發展，那么，原材料產地以及基于風土人情而形成的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卻具有突出的“在地性”，很難遷徙。可以說，這種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恰恰是造就手工藝“在地同業”現象的關系基礎，能為手工藝在鄉村的聚集發展提供低成本、高信任、強滲透的組織優勢。事實上，“在外同業”的手藝人格外珍視鄉土社會關系網絡。例如，處在“打金業 ”中心的福建孫村，每逢重大節慶，如春節、清明、中秋，以及自家或者親緣關系圈家庭的婚喪嫁娶、壽慶滿月，人們總是不惜時間及花費，不遠千百里返鄉或設宴或赴宴或二者兼有，吳重慶認為，這種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費，實為一種通過維護鄉土社會關系網絡積聚社會資本的生產性開支。總而言之，由于鄉村能夠提供充足的生產資料與人力資源，以及較強的人際信任關系與較低的組織成本，除了官營作坊，傳統手工藝的聚集發展往往離不開“鄉土空間”，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實質上就是特殊的鄉土資源與特定的鄉土關系聯結、再生的產物。
二、“在地”與“在外”：手工藝同鄉同業歷史現象的互動發展模式
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意味著其具有突出的“在地性”。所謂“在地性”，也就是說它不是外來的，而是內生的，它根植于“鄉土空間”，依賴鄉土社會的自然環境，遵從鄉土社會邏輯，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這似乎在指涉一種封閉性，其實不然。在鄉土社會中，社會空間本身并非如人們想象中那樣封閉、隔離。劉永華指出，15世紀中葉以來，越來越多的鄉民或為了商業利潤，或為了養家糊口，紛紛離開熟悉的故土，遠走他鄉，一些外出做小買賣的鄉民，活動半徑居然達到兩百多華里。諸多案例表明，傳統手工藝在鄉村聚集發展并非僅僅是地方的，還蘊含著“外向”的動力，呈現為“在地”與“在外”的互動性。下面將以福建連城四堡雕版印刷為個案詳細討論這種互動發展模式。
據《范陽鄒氏族譜》所言，四堡雕版印刷業始于清代初期，康熙年間蓬勃興起，僅鄒氏就創辦大書坊十多家，這些書坊基本上都是家族經營，已然呈現“在地同業”現象。“在清代乾隆、嘉慶時期，坊刻盛極，印坊櫛次鱗比，印版汗牛充棟，從事雕版印書的男女老少不下1200 人，約占當時人口的 60%”。可謂“家家有藏版，人人會刻書”。四堡雕版印刷業“在地同業”的規模何以達到這么大呢？很顯然，地方的需求是無法拉動這么大的生產規模的。其關鍵在于，四堡雕版印刷業并非僅僅供應地方市場，事實上，他們不斷開拓周邊市場，乃至全國市場，不僅在鄉村以“行商”的方式建立銷售網絡，還在城市設立書鋪。誠如清代楊瀾在《臨汀匯考》中所言：“城市有店，鄉以肩擔”。謝江飛認為，四堡有三種主要銷售方式：一是在周邊地區和大中城市設立固定書肆專賣，據統計，書肆遍及全國50多個地區和城市；二是肩擔手拎，走街串巷，上門服務，流動出售；三是設立書市。所謂書市，就是鄉村集鎮在特定日期設立賣書的專門市場，方便各地下游書商前來訂貨。據包筠雅 （Cynthia Joanne Brokaw） 研究，每年元宵節前后書坊在四堡舉辦書市，來自江西、湖南、廣東和廣西的書商齊聚四堡進貨。通過在外地設立書鋪，委托族人前去經營，四堡書商的足跡遍布全國，從南邊的閩、贛、粵、滇、貴，到北邊的浙、蘇、湖、鄂等，大大小小的城市鄉鎮都是其經營范圍。可見，“小地方”的發展與“大世界”緊密相連，其開放性的經營網絡體系折射出鄉土社會的“流動性”。耐人尋味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反而是以“小地方”為中心的。一般而言，外地的書肆或者說分店是不允許私自刻書的，而要聽從四堡號令，書籍需要從四堡本地印刷后再發放到各地書肆去銷售，這也就是說，全國的銷售網絡都是以四堡為中心輻射開來的。
對于傳統手工藝而言，這種在地生產聚集與在外商業活動互動發展的情況并非個案。諸如楊家埠年畫、宣紙、徽墨，情況大抵也都如此。考察其在外的商業活動，可以發現兩個顯著特點。其一，充分利用鄉土社會關系網絡，從業者基本上都是同鄉、同族之人。在四堡印刷業鼎盛時期，男孩往往很小就跟隨父親、兄長、叔父外出行商販書，耳濡目染與家人的傳、幫、帶，使其入行比外人容易很多，這就間接地排斥了外人入行。其二，經年累積，逐漸形成品牌效應，進而在市場上處于優勢或壟斷地位。鄭莉、吳重慶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同鄉同業”。鄭莉提出，所謂“同鄉同業”，是指“在城市工商業經濟中，來自同一地區的人群經營相同的行業，利用同鄉或同族關系建立商業網絡，實現對市場和資源的壟斷與控制”。吳重慶認為，“同鄉同業”這個概念“準確地反映了經濟活動與特定社會網絡之間的相互嵌入關系”，但是，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同鄉同業”的現象并不盡同，他基于對孫村“打金業”的研究發現，孫村“同鄉同業”者既沒有壟斷市場，也沒有依靠同鄉網絡在城市里控制生產資源。四堡的情況也大抵如此。誠如吳重慶所言，手工藝的“同鄉同業”者大多是一些個體戶、小業主，他們在城市里開展的經營活動，僅僅依托于各自的微型親緣網絡，很難壟斷市場；另一方面，他們的生產工具、勞動力、技術、款式、信息等都來自鄉村，也不需要控制生產資源。
傳統手工藝的“在外同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在地同業”的延伸。一方面，“在外同行”要借助既有的鄉土社會關系鏈條開拓在外的商業市場，從根源上來看未曾脫離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網絡與運作邏輯，而是鄉土社會人際關系網絡的市場化。在四堡，前輩提攜后進是族人責無旁貸的義務，而且，四堡書商在販書過程中，如果自己不能滿足客戶的要求，就必須把有關信息通報同族商人，以免被其他商幫奪走市場。另一方面，“在外同行”的發展往往受制于“在地同業”。不僅產品、人力、資本要受制于生產基地，更為重要的是，“在地”與“在外”之間往往有著一直潛在的主從關系。如四堡在外的書商，未經特許是不可以私自刻印的，其人員大都是由在地的作坊派出。就此而言，在外的銷售體系不過是“前店后院”的“前店”而已，只是在空間上遠離了“后院”，但并未改變與“后院”之間的主從關系。由此可見，傳統手工藝的“在外同行”與鄭莉所謂的“同鄉同業”不同，它不僅離不開鄉土社會關系網絡，甚至并未真正脫離“鄉土空間”，而是立足“小地方”，朝向“大世界”拓展。
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與“在外同行”是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向外拓展是產業發展追求擴大市場的必然要求，手工藝“在地同業”必然會形成“外溢性”，其益處是顯而易見的，不僅有助于把握市場信息動態，擴大客源，帶來訂單，提升聲譽，而且商業上的獲益又可以反哺、回饋鄉村，促進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隨著“在地同業”規模的壯大，內部競爭可以推動生產技藝不斷革新，提升“地方品牌”影響力，助力在外的商業發展。應該說，“在外同行”依托生產基地不僅體現在需要其人力、資本、鄉土社會關系網絡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離不開長期積累而造就的“地方品牌”。歷史形成的手工藝“地方品牌”是地方共享的社會資本，有了這個社會資本，同鄉之人即使關系淡漠，也可能形成“在外同行”的現象。比如南京祿口人，相互之間少有幫帶關系，但外出打工者80%以上都從事皮草行業，據說主要原因是“祿口皮草”聲名在外，皮草行業的企業主都會優先錄用祿口人。對于傳統手工藝而言，其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多來自悠久的技藝傳統、優質材料、知名藝人等一系列因素的合力，而這種合力往往離不開特定的“鄉土空間”，且需要一代代經年積累，因為，在鄉土社會中，品牌、聲譽都只能來自口耳相傳，沒有穩定的空間與持續的時間，是很難造就的。
三、“特色小鎮”：手工藝“在地同業”的當代新面目
在現代社會，機械化的大工業生產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手工生產，傳統手工藝的衰落、消亡似乎難以避免。在歷史洪流之中，諸多手工藝的“在地同業”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的消失了，如桃花塢年畫、福建連城四堡雕版印刷等；有的失去了“在地同業”，變成了單純的“在外同行”，雖然手藝人遍布世界各地，但同鄉關系淡漠，如南京的祿口皮草制作；還有的利用傳統手工藝“在地同業”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如山東濰坊楊家埠、重慶安陶小鎮。難道傳統手工藝及其“在地同業”現象已經走向了“終結”？事實并非如此，在現代社會，手工藝仍然有其難以替代的獨特價值。一方面，面對同質化的機器產品，人們越來越需要具有地方或個人特色的手工制作。另一方面，人們需要手工技藝本身。森尼特（Sennett）認為，手工藝可以獲得“人類無法用語言能力表達的技巧和知識范疇”。誠然，手工藝是經年累月長期實踐獲得的技能，進而逐漸內化為認知，這種知識無法間接獲得。很顯然，這種知識與經驗是人的全面發展所必需的。事實上，上海大街小巷的陶吧店已經見證了當代人對手工藝的需要。在現代社會，不僅手工藝本身沒有“終結”，并且手工藝在地聚集發展模式也并未退出歷史舞臺，而是以另一種面目與方式重新“落地”。那么，在當代社會，手工藝又是如何在地聚集發展的呢？
當代手工藝的“在地同業”往往基于地方政府規劃、設計出來的傳統手工藝“特色小鎮”。歷史上，也有一些“在地同業”是政府行政力量主導的結果，如南京江寧區的竇村石刻，就源自明初征調全國石匠入京而形成的“石匠村”。與明清時期民營手工藝的“在地同業”大多是自然形成的不同，當代諸多民營手工藝在地聚集多是倚賴政府的主導。當然，這種在地聚集發展也并非空地起樓閣，而往往離不開地方的手工藝傳統。換句話說，當代手工藝在地聚集現象具有一定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根植性”是一個經濟社會學概念，是指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活動依賴于資源、文化、知識、制度、地理區位等要素的本地化，而產業集聚需要以具體的地域空間為基礎，根植于社會經濟環境中，即根植于當地的文化基礎、社會關系、制度結構當中。也就是說，產業集聚離不開本地的初始條件、歷史因素和社會資本。在某種程度上，傳統與現代之間“聚集”現象的重要連接點即體現在“根植性”上，長久積累的技藝傳統、社會關系、風土人情等造就了地方的“特點”，為發展具有“地方性”的手工藝提供了重要的產業集聚條件。比如，蘇州鎮湖繡品街。歷史上，鎮湖地區就是繡娘聚集地。20世紀90年代，一些繡娘走出家庭作坊，到鎮上開店經營繡品。1998年，地方政府因勢利導，基于當地的刺繡手工藝傳統，規劃了繡品一條街，出臺優惠用房、減稅等政策吸引從業者，并通過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和刺繡市場規范，營造外部環境，培養繡娘人才等一系列手段，引導蘇繡產業集群發展。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鎮湖繡品街已有繡莊、繡坊等各類商戶450余家，其中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上的繡莊超過100家，形成了包含設計、生產、銷售等在內的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據鎮湖街道相關負責人介紹，鎮湖街道從事刺繡生產人員約為3000人，蘇繡經營人員約為4000人，其他相關從業人員超過12000人，約占街道總人口的67%。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這種基于地方特色的手工藝傳統，在政府的規劃、引導之下，逐漸形成在地聚集發展，是當代手工藝“在地同業”較為普遍的模式，諸如江蘇的東海水晶、浙江的東陽木雕，大抵如此。
當代手工藝的“特色小鎮”由于是規劃、設計出來的，并非自然生成，因而其內在運作邏輯顯然不同于歷史上的“在地同業”。首先，它離不開政府的管理與扶持。當然，地方政府并不一定直接介入產業內部進行管理，往往是通過行業協會，整合行業精英以及相關人員進行間接管理。如蘇州鎮湖在1998年就成立了鎮湖刺繡協會。扶持的方式也很多，如培育各級人才，以專項基金支持各種展示交流活動，舉辦各種藝術節等。
其次，帶頭手藝人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與功能。歷史上，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離不開杰出手藝人的帶動，當代這些手工藝“特色小鎮”也同樣有一些杰出的帶頭手藝人。在蘇州鎮湖，榮獲江蘇省工藝美術大師稱號的繡娘就有盧福英、鄒英姿、梁雪芳、姚惠芬、朱壽珍、姚建萍、王麗華等，其中鄒英姿、姚惠芬、姚建萍還是國家工藝美術大師。一個小鎮擁有三位“國大師”，這是非常罕見的。這些杰出的刺繡大師一方面不斷改進傳統刺繡技法，發明“融針繡”“滴滴繡”等，提升蘇繡工藝水準；另一方面，她們所擁有的“工藝美術大師”“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等身份，也大大提升了鎮湖繡品街的品牌影響力。如果進一步考察這些杰出的手工藝帶頭人，就會發現他／她們與其前輩大不相同，他／她們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民間手藝人，不僅擁有由國家授予的“大師”“傳承人”等身份，而且往往自覺認同，甚而有意利用這些身份。這些大師大多既熟悉地方的民間文化，又了解國家政策、話語；既善于利用地方民間文化資源獲取國家政策支持，又善于在地方落實國家政策與意識形態，因而，筆者稱他們為“文化中間人”。顯然，這些“文化中間人”的影響力是歷史上那些杰出藝人所無法相比的。比如姚建萍，她的刺繡作品多次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首腦，多位國家領導人曾參觀她的刺繡藝術館，這些經歷不僅對其個人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對地方發展也有著很大影響。這種影響力雖然是潛在的，卻是極其深遠的。
再次，現代社會的雇傭關系取代了鄉土社會關系網絡。對于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來說，從業人員幾乎皆為同族、同鄉之人，形成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穩固的手工藝利益共同體，外鄉人很難學藝或進入該行業發展。由于現代社會流動性很強，人們的家族觀念、鄉土觀念淡漠，當代手工藝“特色小鎮”不僅不排斥外地人，甚至以各種政策吸引外地人，當然，這些“特色小鎮”一旦能夠成功運行下來，其規模效應本身就會吸引大量外地人前來做生意。例如鎮湖繡品街、宜興丁蜀紫砂小鎮，都有大量的外來人員。由于大量外地人進入，本土的社會關系網絡就很難運作。事實上，即使外地人較少的一些手工藝“特色小鎮”，人們也很少雇傭自己的親屬。我們在鎮湖繡品街調研后發現，不管是學徒制，還是招聘制，師徒之間有著親屬關系的占比都不太高，雇主與店員之間也少有親屬關系的。這與吳重慶所研究的打金中心孫村的情況大不相同。
上文指出，歷史上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往往與“在外同行”互動發展，當代手工藝的“在地同業”是否還有此特點呢？由于當代手工藝的“在地同業”并不依賴本土的社會關系網絡，因而，雖然保持了“在地性”，卻很難形成“在外同行”現象。但是，“在地”與“在外”的形式邏輯關系似乎還在。比如蘇州鎮湖的刺繡，其大部分產品并非出自鎮湖本地，有的來自南通市，有的來自揚州的寶應縣，有的甚至來自朝鮮。不管是南通、寶應，還是朝鮮，這些地方都缺乏蘇繡的歷史傳統，但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下，它們有著發展傳統手工藝所必需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通過學習技術，就成了中低端產品的生產基地。于是，市場變成了“在地”的，生產基地卻是“在外”的。很顯然，現代商業邏輯已經徹底顛覆了傳統的鄉土邏輯。另一方面，不管是歷史上手工藝的“在地同業”，還是當代的“特色小鎮”，都必須面向在外的市場，而在市場競爭中，品牌是關鍵。就拿蘇州鎮湖刺繡來說，早在十多年前，從業者就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了，其主要原因是粗制濫造的產品影響了市場。筆者在宜興丁蜀鎮調研時也發現了類似問題。由此可見，不管是歷史上手工藝的“在地同業”，還是當代的“特色小鎮”，即使可以拋開鄉土社會關系網絡，卻離不開“地方品牌”。
總而言之，當代手工藝的“特色小鎮”可以說是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的現代形態，但是，就其從業人員、社會關系網絡以及“在地”與“在外”的關系來看，已經很難說是同鄉同業了。
四、鄉村振興：手工藝“在地同業”的當代意義
傳統手工藝同鄉同業模式以“在地”與“在外”的互動發展為突出特點，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鄉村與城市、地方與世界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這種產業模式對于鄉村發展來說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尤其對于系統解決當代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產業問題、人才問題、文化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啟發性。正如潘魯生所言，發展以手藝為資源的農村文化產業，是解決鄉村問題的現實方案。
產業問題無疑是鄉村振興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現代農業或者鄉村旅游業所需勞動力極其有限，并不能解決鄉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只要不能有效解決鄉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問題，就無法解決鄉村空心化問題，就不可能真正實現鄉村振興。如何就地轉移鄉村剩余勞動力，這并非現代社會遭遇的新問題，早在明清時期，江南鄉村已經面臨這個問題，而且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展民間作坊工業與家庭工業，費孝通稱之為“鄉土工業”。20世紀80年代，江南地區的“鄉土工業”升級成“鄉鎮企業”，也有效地解決了當代鄉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的問題。但問題是，現代工業不同于鄉土工業，它是全國乃至全球產業體系的一部分，對地理區位要求很高，而且往往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而，長三角地區的“鄉鎮企業”雖然很成功，卻很難復制到其他地方。相比較而言，傳統手工藝在地聚集發展既可以有效解決勞動力就地轉移的問題（如宜興丁蜀鎮，常住人口高達二十余萬），又較少產生環境污染的問題。就歷史經驗來看，地理區位、原材料等，都并非傳統手工藝在鄉村聚集發展的必要條件，因而，手工藝的“在地同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與普適性。比如貴州黔東南雷山的麻料村，是一個偏僻的山村，并沒有獨特的手工藝原料，2016年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等十余家高校、企業在這個村設立傳統工藝工作站，免費培訓村民手工制作技藝，村里成立公司，以“公司＋合作社”模式，讓村民按訂單生產，然后通過在線電商平臺和線下訂貨渠道，將產品銷往全國各地，僅僅幾年時間，就已經被打造成全國知名的銀器制作手工藝村。傳統手工藝“在地同業”的發展需要“在外同行”拓展市場，這個過程往往需要數代人才能完成，但在現代社會，通過現代傳媒與在線電商平臺，很快就能建構起品牌影響力。
手工藝“在地同業”不僅可以解決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產業問題，還能有效解決人才問題。手工藝一旦發展到“在地同業”的程度，不僅能留住村民，還有可能吸引本地在外人才回流。比如貴州的麻料村，村民潘仕學是苗族銀飾非物質文化遺產縣級傳承人，原在外地從事銀飾加工，2018年年初回到村里創辦了6家銀飾工坊，成為麻料村銀飾產業發展的帶頭人。再比如南京江寧區的祿口皮草小鎮，所在地原來用作中南汽車港項目，后來項目運作失敗，2008年南京中鐵二局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接手該地塊，決定打造皮草小鎮。當然，南京祿口在明清時期就是全國著名的毛皮加工制作基地，20世紀90年代，祿口鎮還有皮草加工廠13家，個體戶約30家，從業人員2000余人，更為重要的是，全國皮草行業著名的商人與高級技術人員據說70%都是祿口人。2012年皮草小鎮開始對外招商，由于實施了創業工匠免稅等扶持性政策，很短時間內，就有1000多戶店鋪入住，上萬名皮草手藝人回鄉就業。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人才是關鍵問題。鄉村與城市不同，是熟人或半熟人社會，外來人才很難融入其中，因而必須致力于培育、挖掘本土人才，吸引本地人才回流。在鄉土人才中，手藝人走南闖北，眼界開闊，自古以來就是鄉村社會中最值得重視的人才。
鄉村振興最終必須落腳于文化振興。如果沒有鄉村文化振興，即使鄉村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與城市實現一體化，也不可能留住人。因為人們必須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才能心安理得，這種令人心安理得的文化必須滋生于他們的“生計方式”，也就是人類學家所謂的“日常生活文化”。人們可以享用其他文化，但不能缺失自己固有的日常生活文化。就此而言，“送文化下鄉”可以豐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但不可能解決鄉村文化振興的問題。鄉村文化振興的困境在于，不僅外入的文化無效，而且當代鄉村社會不可能也不必要復興傳統的鄉土文化。在傳統社會中，農民、手藝人、讀書人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在現代社會，也許只有手藝人還能安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不管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一個真正的手藝人都是最為純粹的藝術家，他們專注于自己的制作，熱愛自己的手藝與作品。人們一定會認可，手藝人聚集的地方必定是最有文化氣息的地方。換個角度來看，手藝人聚集的鄉村也總是最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劉鐵梁把這種鄉村特色文化稱為鄉村“標志性文化”，他發現，鄉村“標志性文化”總是“深刻地聯系著地方民眾的生活方式”，“體現地方民眾的集體性格和氣質， 具有薪盡火傳的生命”。在當代社會，手工藝的“在地同業”仍然會形成辨識度很高的地方“標志性文化”，在宜興丁蜀鎮，龍窯遺址、博物館、名人故居都與紫砂息息相關。
張孝德提出，目前正在發生的新能源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鄉村文明發展的前途和命運，中國鄉村不僅在使用新能源方面具有城市不可比的優勢，而且，其順應自然，低能耗、低污染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也是生態文明時代倡導的新方式，讓中國鄉村成為生態文明載體的一元而存在，其代表的已經不僅僅是鄉村本身，而是一種文明；另一方面，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高速信息網等工業時代的技術成果已經為人們生活在鄉村提供了必要的技術保障。但是，張孝德忽視了一個問題，除了少數人出于對鄉村生活的偏愛，如果在鄉村沒有穩定的生計方式，即使有新能源與“三高技術”，人們又怎會選擇留在鄉村呢？手工藝的“在地同業”恰恰回答了這個問題，它讓鄉村有人、有事做、有文化。因為手工藝的“在地同業”不同于其他行業的同鄉同業，它總是以本地為中心的。吳重慶發現，作為打金中心的孫村類似行業的總部，成千上萬遍布于全國都會城鎮的打金店、打金工具及模具批發店，不過是總部經濟的延伸與輻射，鄉村是中心，城市反成了邊緣，體現了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總而言之，手工藝的“在地同業”聚集發展不失為破解鄉村振興難題的一條富有啟發性的路徑。
五、結語
本文基于“同鄉同業”概念討論了手工藝的“在地同業”與“在外同行”的互動關系，發現手工藝的“同鄉同業”不同于其他行業，其“在外同行”必須立足于“在地同業”。其一，手工藝與醫療、復印、網約車等行業一樣，同鄉之人之所以能在城市從事相同的行業，絕大多數是因為熟人之間的幫帶，也就是說，“在外同行”的手工藝人離不開鄉土社會關系網絡這個重要的社會資本。其二，與醫療、復印、網約車等行業不同的是，共享著“地方品牌”資源的手工藝人在城市中即使沒有同鄉之人的幫帶，也往往能夠入行。這也就是說，手工藝的“同鄉同業”者不僅有一定的來自鄉村的社會資本，往往還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在外同行”的手工藝人既重視經營其社會資本，也重視維護其來自鄉村的文化資本。其三，手工藝的“在外同行”與“在地同業”之間往往是“前店”與“后院”關系，或者說是“分部”與“總部”關系。因而，手工藝的“同鄉同業”與其他行業相比，“在外”往往以“在地”為中心，“在外同行”者始終難以割舍與“鄉村空間”的緊密聯系。
由于手工藝的“在外同行”必須立足于“在地同業”，“小地方”是“大世界”的中心，“在外”的收益往往歸向地方，這就給一些地方留下了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地方政府利用這些歷史文化資源，規劃設計出手工藝“特色小鎮”，形成了手工藝“在地同業”的當代新形態。另一方面，通過對手工藝“在地同業”與 “在外同行”的歷史研究可以發現，手工藝與鄉村之間天然融洽，鄉村可以成為手工藝產業發展的中心，這個特點提示了一條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即政府、高校、企業、地方可以合力打造傳統手工藝的“在地同業”，“一村一品”，借助電商平臺與現代傳媒，搭建鄉村與城市、地方與世界的多重網絡，實現“在地”與“在外”互動發展，有效解決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產業問題、人才問題與文化問題。
季中揚：南京農業大學民俗學研究所
張 娜：南京農業大學民俗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