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整個課題研究的總報告書，是通過全體課題組成員的努力，在完成了數據庫和考察報告、考察筆記的基礎上撰寫完成的。我們希望通過總報告書，一方面向讀者概括地介紹西部人文資源（以西北地區為例）的總體面貌；另一方面將所有考察報告、考察筆記以及論著中的內容的精髓，包括其中的觀點、理論與看法以及我們的研究結論，呈現給讀者。
在本書的總論部分，我們將對課題題目的定義，課題研究的目的、價值、方法、內容及總報告書的構架等進行一個整體的介紹。
一、有關課題中“人文資源”一詞的定義
“人文資源”的概念，是本課題學術總指導——費孝通先生在課題立項時提出來的。費孝通先生認為：“人文資源是人類從最早的文明開始一點一點地積累、不斷地延續和建造起來的。它是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文化、人類的藝術，是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財富。人文資源雖然包括很廣，但概括起來可以這么說：人類通過文化的創造，留下來的、可以供人類繼續發展的文化基礎，就叫人文資源?！?sup>[1]用費孝通先生的話來說，人文資源是人類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創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之的，但將其作為資源來認識，卻是今天才有的。所謂資源是為一定的社會活動服務的，離開社會活動的目的，資源毫無意義，甚至可以說，也就沒有了資源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講，資源并非完全客觀的存在，當某種存在物沒有同一定社會活動目標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它是遠離人類活動的自在之物，并非我們所論述的資源。也就是說，人類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產，只是靜態地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館里，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沒有聯系，只能稱之為遺產，卻不能稱之為資源，只有當它們與我們的現實生活和社會活動及社會的發展目標聯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稱之為資源。由此可以定義，所謂的人文資源和文化遺產是同一個對象，當其不和當今社會發生聯系時，就成為過去時代的遺留物，也就是所謂的文化遺產，但當其和當今社會發生聯系，成為未來文化發展的基礎，成為地方文化認同的標志，成為文化產業可開發利用的對象時，其就被轉化成一種資源，我們可以稱其為“人文資源”。
另外，我們認為，與人文世界相對應的是自然世界，而與人文資源相對應的則是自然資源。人類對自然世界和自然資源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對人文世界和人文資源同樣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費孝通先生認為，每個人作為生命的個體，總是會在這個世界消失的，但作為整體的人文世界，卻是生生不息的，這個人文世界是由許多不同人的思想凝聚而成的。我們的生命消失了，但我們的思想卻會融入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2]因此這里說的人文世界，是我們生活于斯、思考于斯、并創造于斯的人工世界。費孝通先生說，人對各種資源的認識是逐步的，現在我們對自然資源已經了解了不少，逐步地明白了有天然氣、石油、太陽能、核能等等，這也是一步一步的自覺。對人文的資源也是一樣，要有意識地去理解、去知道、去逐步明白，要把我們以前不知道的資源逐步挖掘出來，要知道我們自己究竟有多少財產，這是第一步。[3]
至于我們將如何去認識西部的人文資源，費孝通先生又說：“這要從歷史里邊來看，在歷史上有兩個中心主義，第一個是漢族中心主義，再一個就是西方中心主義，就是這兩個中心主義把西部的文化給淹沒了。大家不去看它、了解它了。一講就講漢族的東西，其實西部不僅僅是漢族；一講就講西方的力量，不重視本土的力量。在這兩個中心主義之下，就把我們西部的這一廣大地區的人文資源給掩蓋起來了。西部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我們要承認它的文化的多元性，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據自己不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的民族文化?！?sup> [4]
人們通過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建造了豐富的物質世界，在未來的人類社會發展中我們將要進一步開發人文資源，利用其建造我們未來的文化，也不排除利用其開發文化產業、旅游產業等。但人文資源和自然資源不同的地方是，當我們還來不及認識它時，它就有可能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遭到破壞和遺棄。因此，我們不僅要認識它，還必須保護它。在我們不認識它的時候，也許我們會破壞和遺棄它，但當我們認識到它以后，又有可能去過度地開發和利用它。就像自然資源一樣，過度的開發和利用會造成自然生態的破壞，人文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利用也會造成人文生態的破壞。
在研究中我們看到，雖然“人文資源”的名詞有不少人在用，但在國內的文獻資料中，我們還沒有發現與之相關的專門研究與定義。在日本東京大學文化資源學網站上，有對“文化資源”的定義，即“文化資源”是指為了解某一時代社會和文化所必要的貴重資料的總稱，可以把它稱為文化資料體。文化資料體包括建筑物、都市景觀或傳統技藝、祭祀儀式等有形和無形的東西。將文化資料體活用并資源化后可以成為“文化資源”。他們講的是“文化資源”，它和人文資源有什么關系？我們認為，所謂的人文，就是人所創造的文物、文明，也就是人類的文化。因此，人文資源與文化資源基本同義，在使用中可以互換。
日本是亞洲國家中對人文資源認識最深刻、實踐最多的國家。日本提出，將文化財即文化遺產進行活用，讓其成為重振地方文化和地方經濟的一種資源。其目的是將文化傳統活態地保留在社區中，借此恢復日本傳統文化的活力，并在此基礎上再造農村社區新生活。這就是將文化遺產從靜態轉化為活態的過程，也就是說文化遺產不再只是一個前人遺留下來的死的過去，而是一個可以用來發展我們未來文化和經濟的基礎。這就是將文化遺產轉化成文化資源的一個重要過程。
如果說日本的定義是將文化遺產活用后轉化成為文化資源的話，那么美國一開始就將遺產和資源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了。其將我們定義的文化遺產，直接確定為“遺產資源”（heritage resources），也稱為“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s）。這是一個經常用來指一組范圍廣闊的考古遺址、歷史建筑物、博物館、歷史海難和傳統文化場所的通用術語?！犊脊刨Y源保護法》（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ct）及其配套法規所定義的“考古資源”和《國家歷史保存法》（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及其配套法規所定義的“歷史性財產”通常屬于上述分類。[5]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為了能夠形成愛國主義的認同，必須用它短暫的歷史和紀念物等來凝聚人民，通過保護文物遺產讓一般民眾認同美國的精神和生活方式。所以，美國早期的歷史文化保護與愛國主義密切相關，這一內容成為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保護對象，如為自由和國家獨立而犧牲的英雄的史跡，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的戰場，名人故居，等等。
美國是將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為政治服務的文化資源，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再度對文化資源保護和再利用問題高度重視。文化資源保護分為地方政府主導（government-oriented）、私有非盈利型（private non-profitable）和市場盈利型（estate market profitable）三類。[6]由地方政府而非聯邦政府具體實施文化資源保護。發掘歷史地區的動力，帶動地方經濟，刺激舊城房地產市場，復蘇處于衰敗中的歷史中心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是許多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在這里，和日本一樣，文化遺產不再是一個靜態的過去，而是一種可以帶動地方經濟和復蘇地方文化的資源。
我們認為，文化遺產之所以被當做人文資源來看待，是人的認識擴展和深化的結果。文化遺產長期以來一直是從文化固有的意義上而言的，文化遺產是民眾創造的結果，文化遺產是傳統人文精神的載體。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文化遺產被人們發掘到了資源的價值。當文化遺產作為資源被利用時，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的多樣性發展越來越受到關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希望以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于是文化遺產開始成為文化認同的重要標志，成為不同民族與國家人文精神的載體；另一方面，在后工業時代，非物質經濟、符號經濟、旅游經濟等的興起，使傳統的文化遺產成為文化產業開發的對象，隨即有了“文化產品”的概念。作為傳統人文精神載體的文化遺產同市場的結合，讓人們產生了許多疑慮，因為市場是雙刃劍，其在開發和利用文化遺產時，往往會因為商業的需要，對其產生破壞作用。但如果我們只是機械地保護，不能給予文化遺產新的活力、新的意義，那么文化遺產就是靜止的，沒有生命力的。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我們給予它的定義是活態的，是需要我們去傳承，甚至進行新的創造的。傳承與創造會給其帶來活力，但活力所帶來的可能會是一種變化，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生命體是不變化的。另外，要有活力就必須與社會的發展結合，在這商業化的時代只要進入社會發展就有可能被商品化，而商品化的后果往往會帶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意義的空洞化、形式的雷同化。我們如何去認識和理解這些問題，這正是我們課題要研究和要探討的。
文化遺產在資源的意義上被使用，傳遞了這樣幾個信息：第一，我們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識，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的認識，并且在進一步挖掘其作為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資源價值，因此，我們稱其為“人文資源”；第二，這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創造出來的“非物質文化產品”代表著“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和“產業”的結合，是對市場經濟時代的回應；第三，在“人文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的過程中，一定要關注保護，要關注可持續發展。不然，在我們的自然資源遭到破壞的同時，我們的人文資源也將遭到破壞，而且還是一種在保護名義下的破壞。
二、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的國際背景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文化遺產真正受到關注與其能轉化成資源有很大關系。因為文化遺產只有與人類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緊密相連以后，人們才有可能意識到其是一種值得保護的資源。當然，這種認識需要一個過程，雖然文化遺產作為一種人文資源被不同國家所關注并提出要對其進行保護的歷史很久遠，但這個問題受到全面關注和認識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能源危機、工業文明高速發展帶來的空氣污染、自然生態遭到破壞等，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發生改變。人們開始認識到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從對自然物種多樣性的保護，開始重新發現小地方的“部落”的文化和社會價值。
另外，當時還有一種思潮，主張民族依靠文化認同來維系。抽象、無形的文化認同需用具體的文化遺產來體現。特定族群與文化遺產應有緊密的關系，該民族有權生存在由文化遺產構成的環境中，享受文化，認同文化，傳承文化。文化遺產也應留在原處，一方面該族群人民與后世子孫得以接續利用；另一方面，由遺產與周邊環境形成的整體關系所帶來的知識與信息，有助于對遺產歷史的了解。
上述觀點，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2年巴黎第17屆會議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公約中得到強烈的支持。[7]而且這一觀點還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于是，作為歷史遺留物的文化遺產，開始成為一種有利于民族認同的人文資源。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和北美的“新博物館”（生態博物館）理念開始興起，“新博物館”改革過去保守傳統的經營方式，不再局限于“物”的收集、維護與展示，而是擴展至強調在國家甚至在國際的網絡中，博物館與地方（places）環境與社區（community）發展之間關系的未來性。
在新博物館運動中，“人”是軸心。通過博物館媒介的運作，將人與人、人與環境交織成一個時空上互動的網，并且認為，生態博物館實際上是群眾自發、主動地參與到把地方的“文化遺產”（文化資源）保存、詮釋與再現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也是將文化遺產活用的過程，也就是不要讓其成為靜態的過去，而要讓其成為活態的存在。既然是活態的存在，就要有所發展、有所創造。
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中有這樣一段話：“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必須正確理解文化財為我國歷史、文化等不可欠缺者，認識其為奠定未來文化向上發展的基礎，并周密留意徹底致力并切適實行保存的宗旨。”[8]臺灣學者評價認為，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方式，既是取以活用方式的手段，且是從國民文化著手走向世界文化，其目的就并非“為保存而保存的單向思維，而是再度回到原點，即需假以全體國民之手雙向互助達成的”。[9]
文化遺產的觀念在20世紀90年代又得到了進一步延伸，認為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心靈深處文化認同的象征，也是其文化認同的載體。文化認同是一個民族所以凝聚自我意識、區隔他族之所在。故文化遺產之毀滅，將使文化認同失其依附，進而使該民族的存在發生危機。有鑒于此，歐洲會議（Council of Europe）經由人權的觀點，提出保護垂危文化及其文化遺產的建議，這就是1992年歐洲人權及自由保護公約關于承認文化權之認定書草案的由來。[10]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呼聲才漸行漸高，到2000年以后發展為蓬勃之勢。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整個人類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為了抵御目前世界正在形成的單邊主義，各國的文化主體意識正在覺醒，主張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正在成為一種浪潮，不僅是來自民間，最重要的是各國政府也在積極參與。
但如何保護？誰來保護？也成為各國政府及民間團體不斷討論和實踐的對象。其實保護這個詞，可以分為三個含義：第一，“保存”式保護，這是一個機械的或不改變原存狀態的保存，如傳統博物館對文物的保護，還有普查、記錄存檔、建立數據庫等。第二，“保護”式保護，確立名錄，指定傳承人，并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利或行政力量進行保護，即法律保護。第三，“保育”式保護，主要指在保存的同時還采取積極措施促進其生存或可持續發展，也就是一種完整的保護和活態的保護。[11]這三種保護方式各國都有過不同形式的實踐，它們既是單線的連續過程，也是平行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這三種方式發生于不同的歷史階段，但又都同時存在，只是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
在不同的地區，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表現的側重又有所不同。如在臺灣地區，文化遺產被稱為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中本身就含有了人文資源的價值與意義。在20世紀的90年代，臺灣的政治生態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單一政黨執政受到嚴重的挑戰。在本土勢力全面抬頭的情況下，文化政策與建設方向也被賦予新的思維，開始強調由下而上的政策形成。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政策，一方面趨于經由社區民眾的參與，以形成地方民眾的文化認同為出發點，來進行估計保存；另一方面，也考量到地方文化的保存與經濟發展的沖突，故提出將地方文化特色加以產業化的策略，使古跡通過活化的利用，成為地方文化產業的資源，創造經濟誘因與地方生機。[12]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臺灣，也像日本一樣，趨向于將文化遺產活用化的方向。
其實，不僅臺灣地區如此，正如臺灣學者許功明所說：“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一方面感于文化傳統之易逝；另一方面，為發展觀光之需而出現了普遍發掘、經營文化遺產的現象，即所謂的泛‘遺產化’或‘泛博物館化’?！惒┪镳^’式的機構紛紛被設置，到處可見。‘類博物館’式的機構，顧名思義就是有點像，但又不完全像是‘博物館’的地方，不論就形象或組織構架來說，都有十足的彈性，大致上，生態博物館、文化園區、文化村、民俗村、主題園區、民俗村、文物館、文化中心、科學中心、歷史建筑物等等都應算是，不勝其數，而且很難加以統籌?！?sup> [13]
從這里我們看到，文化遺產已不再是一種被動的僅需要保護的對象，還成為可以發掘和利用的人文資源。
三、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中的矛盾
在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的過程中，經濟情況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對于文化的價值判斷和選擇。對于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而言，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尋求精神家園的回歸和彰顯文化擁有者內心的驕傲。通過對人文資源的保護，使得其精神意義世代延續，從而讓精神家園永續存在；通過進一步的開發和利用，讓人文資源糅進時代的新元素而實現可持續發展。而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而言，人們對更為優越的物質條件的追求不自覺地影響著人們在文化選擇上的傾向與偏好，以逐利為主的心態從各個方面影響著人們如何保護和利用人文資源。
由此我們發現，在“保護文化遺產”或者“保護人文資源”這樣的呼吁下，經濟上處于落后狀態的人們在內心正承受著分裂。一方面，人文資源富于精神價值，對其進行保護、開發和利用都不能違背維護其精神意義之宗旨；而另一方面，由于深受矚目，在市場經濟規則廣泛推行的今天，人文資源的保護與利用不可避免地被納入市場規則之中。不能否認的是，市場規則與人文資源保護存在著原始意義上的沖突。市場經濟規則在世界范圍內能夠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夠促進全球一體化，促進世界性的統一經濟規則的建立。在這個統一的、可以進行對話的平臺上，不同的人們于是擁有了一個進行交易和往來的共同方式。這種“共同的平臺”正從各個方面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它為人們互通往來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對文化多樣性的威脅，而這正是世界范圍內掀起人文資源保護熱潮的重要背景?？墒?，人文資源富于特色的明顯特征又恰恰符合了市場經濟中“稀缺產生價值”的經濟理論，從而成為人們充分運用市場規則對其進行開發和利用的重點對象。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而言，由于人文資源的獨特性和稀缺性從而蘊涵的巨大商機和經濟價值，幾乎成為當地人們重視人文資源的原動力和主要動力，保護、開發和利用人文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人們追求富足生活并躋身現代文化圈的一種途徑。尋求更為富足的物質生活是正當的權利，對人文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這種愿望。但是，當精神家園被當成一種經濟資源進行全方位的開發和利用后，就已經脫離了初始意義上的精神家園。過度的開發和不當的開發導致人文資源的破壞，而精神家園以及文化之根的扭曲導致人們深度的失落感和邊緣感。
從宏觀的角度看，保護人文資源能夠豐富世界文化；從中觀的角度看，讓一個群體的人們共享一種文化、具有共同的經驗并且能夠體驗到文化的精神意義，可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而從微觀的角度看，人文資源的保護能夠滿足個體內心的精神需求，包括幸福感、自我價值和主體性地位的認同感。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這三個層面上所處的層次是具有差別的。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它們的目標主要是在第二個層次上，并正向第一個層次過渡。它們的發展方向是著眼全世界的文化多樣性，通過自身的努力為世界多樣性文化作出貢獻；而對于我國而言，如何引導人們正確認識自身文化在世界多樣性文化中的地位，如何使得人們正確認識自身文化對于自己作為個體而言的根本性精神價值以及如何認識自己作為個體對于本民族文化發展的意義與價值，還需要經歷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也就是說，人們如何具備文化自覺的能力和心態，是我們所要真正解決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影響到人們的自我評價和認同，影響到對自我文化的評價和認同，影響到人們在面對全球一體化、外來文化以及現代化沖擊時的判斷和行為。我們認為，只有首先實現人文資源的微觀價值，其中觀和宏觀的價值才有可能實現。也就是說，應當首先讓人們從自身擁有的人文資源中體驗自我主體性價值和地位，并且這種地位受到外界相當程度的尊重，人們才會從自身文化中體會到安全與幸福，從而心生自豪，產生保護自身文化、彰顯自身文化的原動力，最后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作出貢獻。
四、西部人文資源研究的緣起與意義
對西部人文資源研究的課題始于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的第二年，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對課題研究意義的認識是：
（一）我國的西部開發應該是一個全方位推進的系統工程，它需要來自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和參與。但在一般人的眼里，西部的開發僅僅是經濟的開發，經濟增長率就是最高的追求目標，在這樣的利益驅動下，人們往往會因為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生態的問題，尤其是處于隱蔽狀態的文化生態問題。文化生態的失衡所帶來的后果不僅是文化多樣性的減少，文化傳統的消失，人文資源的破壞，還會帶來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宗教的紛爭等嚴重問題，最終也會帶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中大部分少數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個省、市和自治區，這是我國文化最多樣性的地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部大開發也是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大開發。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觸與碰撞在所難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變遷歷史，尋找文化溝通、交流的有效途徑，并從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發展進步的新生之路，應是西部開發中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之一。
（二）從縱向的歷史維度來講，西部地區曾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遠在約100萬年前，那里就活動著元謀人、藍田人，在20多萬年前活動過大荔人，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也都在那里留下了痕跡，那里還是黃帝、炎帝的故土，上古時期的中國神話，一直都與這片土地有著密切的關系。
中國古代的西北地區曾是農耕文明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從西周到唐代，曾有11朝皇帝在那里建都。西北地區曾是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被開發的地區之一。它也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最早接受西來文化的地方。早在漢代，這一帶就開辟了一條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隨后，在這條路上傳來了中亞、西亞乃至歐洲各國的文化，這些交流極大地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和流變。
從空間維度來看，西部地區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區，各民族世代相傳，積累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各種民族的口傳史記、各種形態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歌舞音樂、戲曲、繪畫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研究人類心理、行為、語言和社會結構等諸種方面的變遷過程，對于研究宗教和藝術的起源、發展和演變過程以及各民族世代相傳的原生態文化，都是極有價值的。長期生活在這里的各族群體，為了適應這塊古老的土地和生存環境，把他們祖祖輩輩以經驗和智慧所創造的生活方式，通過記憶和流傳，世代改進，創造了他們特有的勞動方式、手工技藝，并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的及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對于研究人類的進化、環境的變遷、科學技術的進步、人與自然關系的演進，以及中外文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歷史等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
但將這些文化遺產作為一種資源來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2000年費孝通先生為了解西部的人文資源，到蘭州與當地的學者座談。他在座談會上說：“我這是第九次到蘭州來，才第一次講到了人文資源的問題，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事物發展的必然性，這意味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已經開始產生變化了，也就是說當物質發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們就要開始重視精神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發現我們面對的不僅有自然資源，還有寶貴的人文資源，這是在我們的感情產生了變化、物質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的。在經濟落后時期，人們不大可能會認為人文活動留下的遺跡和傳統是一種資源，是因為經濟的發展才促進了人們對人文資源的認識?！?/p>
另外，社會形態的變化，也凸現了人文資源在當今時代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的凸現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整個人類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為了抵御目前世界正在形成的單邊主義，各國的文化主體意識正在覺醒，主張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正在成為一種浪潮。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文化遺產就不再只是放在博物館展覽的死的物，而是一種活態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和建構我們未來的政治、文化及經濟的資源。從文化遺產到人文資源的研究，不僅包括了以上的政治問題，還包括了經濟問題和文化安全問題。
第二，人類社會不同階段的文化，其表現形式不同。在農業文明中，由于生產力的低下，人類和自然的關系相對緊密，主要任務是與自然的接觸和較量；在工業文明中，隨著人類加工制作技術的發展，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更加高端，此時的主要任務是對制作加工后的人工制品的較量；而在后工業社會這個人文化了的世界里，人們每天要面對的、要較量的不再是自然，也不是物，而是文化。以往人們是通過自然來創造文化，而現在的人們則是通過“文化”來“重構文化”。如果說人類社會在建構其物質生活基礎時，所要加工的原料和所要開發、利用的對象是自然資源的話，在人們通過“文化”來“重構文化”的今天，人們發現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有自然資源，還有以前人們不太注意到的人文資源。這不僅僅是源于人類文化上的需要，也同樣是源于人類生活上的需要，以及經濟上的需要。然而，正是這種需要造成了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尤其是中國的西部是一個人文資源豐富的區域，如何解決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之間的矛盾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第三，西部這些珍貴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不僅僅是一種靜態的需要我們去保護的珍貴財富，同時還是中華民族未來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在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下，如果一個民族不能在文化上自我肯定，而只甘愿接受外來文化，就必定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文化焦慮和心理危機，同時導致傳統文化的根基動搖。表現在整個社會，就是極度的道德失范。中國改革開放后直到今天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其根正源于此。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將如何更進一步地認知、理解并詮釋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將如何保護我們正在遭到破壞的許多珍貴的人文資源，也是有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識到，如果說在工業文明時期各個國家爭奪的對象主要是自然資源的話，在后工業文明時期，各個國家要爭奪的不僅是自然資源，還將包括人文資源，今后人文資源是否豐富也將是一個國家的國力是否強盛的標志。中國地大物博，不僅自然資源豐富，生物基因多樣，其各個不同地方的傳統知識也異常的豐富。這種知識不僅包括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宇宙觀，也包括了各種手工技藝、動植物知識、氣象知識、草藥知識等，這些是構成未來生態文明社會的基礎。這些知識不包含在現代知識體系中，而是蘊藏在各地的傳統民間社會中，是農業文明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在未來的人類社會發展中，這些人文資源將是寶貴的財富，是可以重新認識、再度利用的無價之寶。
五、西部人文資源研究的當今思考
不同時代的研究有不同的任務和不同的著眼點。因而，我們對西部人文資源的研究，一方面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另一方面還必須有一個新的視角和切入點。
費孝通先生曾認為，對西部人文資源的研究，第一步就是清點家底，對西部的人文資源做一個整體的梳理和記錄。而這一部分的工作，除我們以上已經有過的關于國內外的學者研究的梳理，還有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大調查、80年代開始由文化部組織的至今尚未結束的文藝集成志書。他們所做的工作可以說是將傳統的記憶轉變成文獻，在我們面前建起了一座座歷史的豐碑，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但我們今天要做的，不能僅僅是他們工作的重復。他們的工作也很難重復，因為今天的西部已不再是我們前人眼中的西部，文化的迅速變遷和重構，使我們面臨的研究對象更加錯綜復雜。我們今天對西部人文資源的研究工作，是要對這些已有的文獻、已有的話語重新整理與審視，同時通過對現實狀況的實地考察，提出自己新的詮釋。
西部雖然是一個人文資源非常豐富的地方，但如果我們不去理解它，不去認識它，不去有意識地培植它和保護它，在不經意中它也會流失，甚至被破壞。當然，資源一經開發就很可能被破壞，因此，學者一般不敢輕言開發。但實踐總是走在理論的前面，事實上，西部的人文資源，現正處于不斷地被開發、利用和流失之中。
基于這種了解，我們對西部人文資源的當代認識與研究就更顯得重要和迫切了。在研究中，我們不僅要掌握和了解其歷史存在狀況，更要掌握和了解其現存狀況以及現在所面臨的種種困境。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作為文化遺產與文化傳統的人文資源的復雜性，它具有非常穩定性的一面，又具有非?；钴S和非穩定性的一面。在人文資源中，已經被歷史定論為文物，或已經被文獻記錄下來的文化歷史、文學藝術等都是被我們稱為人類珍貴文化遺產的部分，當然也是人文資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部分基本是比較穩定的，可以用博物館和圖書館將其保存或保護起來。但是那些還活著的文化傳統，如民間的各種節日慶典、人生禮儀等風俗習慣，還有千百年來人們與大自然調適過程中所形成的地域性的傳統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等，是活態的，是有生命的。作為活態的、有生命的物體，很難讓它凝固不動。在農業文明時期，由于社會發展和生活節奏緩慢，其相對穩定，不易變化。但在工業社會，甚至發展到了信息社會，也就是后工業社會的今天，由于社會發展節奏的加快，大眾媒體的廣泛傳播，這些活態的文化傳統正在不斷地遭到沖擊，迅速地發生改變。在不少學者的眼里，西部地區由于地域偏遠，商品經濟落后，文化傳統相對保持完好，但這種認識只是學者的臆測，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正如前面所說的，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未受過現代化侵染的地方，在這樣的時代不再會有任何完全封閉的地方。
首先是電視媒體的普及，使即便生活在西部最偏遠地區的人們也能在不出家門的情況下知道天下大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了電視機，這些居住在深山里的人的平衡生活被打破了，生活在這里的許多人也許連西安都沒有到過，但通過電視，他們卻看到了整個世界?？吹搅朔比A城市中的生活和他們所在的貧困中的鄉村生活有多么大的距離。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寒酸和落后，同時他們傳統的價值觀念開始被顛覆，以前被認為是美好的東西，現在變得一文不值。于是，以前認為‘可好看’的剪紙被迷人的明星照所取代了，以前曾把他們迷戀得要死要活的山歌——信天游，也被現代流行歌曲所代替了。他們為自己的貧窮而感到羞愧，在這羞愧中，也從此否認了自己的傳統文化中的各種審美習俗，認為那是一種落后和簡陋，他們要奮起追求和城里人一樣的時尚，一樣的漂亮?！?sup>[14]這是筆者在2001年到陜北考察后寫下的。當然，現在的西部農村人的觀念又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但的確，大眾媒體的傳播正在把不同地區人們的文化拉平，在拉平的過程中許多人文資源迅速流失。
在當今的西部，其所面臨的不僅僅是許多珍貴的人文資源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其民間文化在各種力量的交鋒中，向我們展示著一幅重新組合和重新建構的圖景。在我們觀看這幅圖景的時候，一定要認識到，文化像一張網絡，我們要理解當代的西部民間文化，我們就一定要理解構成這張網絡的各種路徑。同時，要認識到現代知識的形成，已不再是過去的那種被看成是自然現成的、原生的、理應如此的“知識”了，而被看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由各種力量交鋒之后形成的話語表述。在這里我們要關注的是，促使西部民間傳統文化變遷和重組的各種“權威”、“權力”，或簡稱為“力”的體現。按照這樣一個思路，對于當今西部人文資源的研究，就不僅要把歷史上留下的文本視為已知的話語建構，把自己所從事的研究看成是當下的一種話語建構，還要自覺地把關注的焦點調準到“當代西部民間文化”與生產“當代西部民間文化”的各種“力”的交互影響的關節上，著重考察為社會所接受的“當代西部民間文化”——表達或體現當代西部民間文化的“話語”——是如何形成，又如何變化的。
而在這種變化中，西部的人文資源，西部的文化傳統又是在如何地被開發和利用？開發和利用的終端表現形式又是如何呈現的？在考察中，課題組注意到了其中幾個重要的關鍵部分：第一是西部的人文資源，其是西部民間文化再生產所需要加工的原料；第二是各種“權威”、“權力”的“力”的體現，這種“力”不僅是來自國家、國際、民間、市場，甚至來自學界，它們是西部民間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動力；第三是西部的民間藝術，西部當代的民間文化的終端形式往往是以民間藝術來表現的。在當代西部民間文化的再生產中，民間藝術的地位似乎越來越重要，幾乎所有的民間文化都需要民間藝術來裝飾。而且，只要能成為民間藝術的民間文化就能保留下來，就能發揚光大。不僅是因為其能成為一個地方文化的象征、標志和符號，而且還因為其能轉化成文化商品，是現代文化產業的最終成果。
這里面告訴我們的一個規律是，當一種文化還有生命力時，它是人們生活的指南，它存在于人們生活的背景知識中。所謂背景知識，就是人們在使用它但卻意識不到它，它溶化在生活中，與其成為一個整體。但當它失去了繼續發展的生命力時，它就成為一種遺產，一種表演展示的對象。這一展示的表現模式為：
生活的日常器具，節日慶典、宗教祭祀的道具——民間藝術品——市場——現代人的家居，博物館，美術館。
節日慶典、宗教祭祀、人生禮儀中的歌舞——可以欣賞的表演藝術——市場——旅游表演，慶典表演，劇院、舞臺表演——文化產品。
部分農民——民間藝術專業戶——農民藝術家——文化商品牌。
非物質經濟——旅游產業——文化產業。
也就是說，民間的傳統文化一部分隨著傳統的產業和傳統生活方式的改變而瓦解或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正在轉化和重組，成為現代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人文資源。在我們考察的西部，許多民俗的儀式和民間的歌舞及民間手工藝作為藝術的表現形式，不僅保留下來了，而且還有所發展，并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產業。但是這些藝術形式背后的，與農民們的宇宙觀、道德觀、生命觀乃至生產方式緊密相連的傳統文化，似乎正在碎片化、甚至空洞化。在這里面隱含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
六、西部人文資源的研究方法與主要內容
總的來說，課題的研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西北地區人文資源的梳理，因為地域太大，我們的人力和時間都不允許，只把研究的范圍圈定在了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五個省區。通過梳理，大概知道了在中國的西北地區有哪些重要的人文資源，其大概的分布及現存狀況，這就是費孝通先生說的摸清家底，其既是一種文化的研究記錄方式，也是一種文化的保存方式。這一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也是耗費時間最多的基礎工作，這一部分成果以數據庫的形式來體現——“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課題共分人文地理、人文景觀、人口與人文教育、民俗、民間音樂、民間戲曲、民間美術、民間工藝、民間舞蹈、文物與考古10個子課題，有40多個院校和研究單位的100多位學者參加。課題歷時7年，建成了一個數據庫，里面收集了近千萬字的文字資料，100多小時的音頻、視頻資料，近2萬張圖片。
第二部分是對西部不同文化類型的區域進行實地考察。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是一個對西北人文資源的全面梳理的文化記憶庫、資料庫，它的梳理與研究是一種面的鋪陳，大都停留在一種記錄與整理的層次上，很難做到深度的描述與研究。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同時承接了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雖然是兩個課題，由于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問題，所以兩個課題的人員有所重合，這使我們能在面的梳理基礎上進行點的深入。我們認為，任何宏大的有關人類文化遺產或人文資源保護的理論，都不如對真正的生活和實踐的近距離的直接觀察和解剖。
如果沒有對生活和實踐的近距離觀察和解剖，我們所有的理論都是空洞的，難以切合實際的，很難談得上有什么獨創性與可實踐性。如文化這個詞在我們的理論文章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但當我們將其放在一個具體的生活情境中，同時了解了具體承載著這些文化的群體時，會發現我們的研究頓時具體起來，我們會遇到許多在抽象的理論中未曾提出和未曾認識到的問題。就像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理所說的：“在無數相同的水滴中，一滴水顯不出有任何特點。然而，假如是出于幸運或是出于科學，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如果它不是純凈的，便會顯現出種種纖毛蟲、微生物和細菌，一下子引人入勝起來。”[15]因此，我們在做面的梳理的同時，還做了系列的有關不同點的個案研究工作，企圖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來找到我們所需要研究的問題所在。
當我們帶著問題去請教費孝通先生時，他指出：“解剖麻雀，以小見大，這是人類學里面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要多解剖幾個，而且要用它們來相互比較。只要我們能科學地解剖這些麻雀，并擺正點與面的位置，恰當處理兩者的關系，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點上的調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這么多年的學術研究，我總結出來的經驗就是：只有理論聯系實際才能出真知，只有到實地中去調查研究，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國的特點，什么是中國文化的內在本質。你們的研究要擺脫在概念中兜圈子、從書本到書本的模式，要走出書齋，在實際考察中認識西部、了解西部?！?他還說：“圍繞著西部的文化變遷和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這個主題，來提出問題，然后通過考察來認識問題和回答問題，這種做法是可行的。這種從實踐中來的認識往往比從書本上來的認識具體得多、充實得多。因為它不是從概念中推論出來的，更不是憑主觀臆想出來的，所以只要能自覺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實際的成分篩選掉，它就會成為西部文化變遷的歷史軌跡的真實記錄，即使過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當人們來翻看它時，仍然具有價值。這種價值就在于它是未來的起步，而今后的變化則是它的延續。我們的一生，人類的一代又一代，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步一個腳印地跟著往前走的。我們今天對西部文化變遷的認識，過些時候回頭一看，如果能發現它的膚淺和幼稚，那就證明我們的認識有了進步，這不是也很好么？社會總是在不斷有新的認識中發展的。包括我們的學術研究也一樣，每一次的實地調查都會給我們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甚至是一種認識論的提高和一種新的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p>
現在費孝通先生雖然去世了，但他對課題的指導卻一直引領著我們。我們的課題是一個跨學科的集體研究，集中的是不同專業、不同研究團隊的力量和智慧，大家分頭從各個方面深入考察，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個案研究，收集了不少一手資料，完成73篇考察報告，編輯為5本報告集，4本考察筆記，3本論著，共400多萬字。最后將這些一手資料匯總在一起，在分析和歸納中，理解西部人文資源在保護、開發和利用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相信這眾多的實地考察與個案研究，以及在這基礎上所形成的看法、建議、觀點及結論，對我國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新農村建設、文化的自主創新、道德重建、生態環境的保護等重要問題都會有一定的啟發與參考價值。當然，任何研究都不會十分完美，都會有一定局限性，所以，我們將敬請所有的讀者對我們的研究進行批評，并共同探討，為這一時期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貢獻自己的力量。
注釋
[1] 費孝通：《西部人文資源的研究與對話》，《民族藝術》，2001年第1期。
[2][3][4]方李莉編著：《費孝通晚年思想錄》，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
[5] Francis P. McManamon，‘An Introduction to Heritage Resources Law’，in: Sherry Hutt，Caroline M. Blanco and Ole Varmer ed.，Heritage Resources Law: Protecting the Archeolog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99，p.1.
[6] See Weinberg N.，Preservation in
[7] 尹章華：《文化資產保存國際立法之探討》，載于臺灣《“立法院”院聞》，第5頁。
[8] 日本《文化財保護法的務實》，東京：柏書房，1979年。
[9] 林保堯：《中日文化資產法令比較與案例審思》，載臺灣《文資報》，2005年第1期，第189頁。
[10] 林保堯：《中日文化資產法令比較與案例審思》，載臺灣《文資報》，2005年第1期，第8頁。
[11] 對“保存”和“保護”概念的討論，也可參考本書“國外經驗與國內對策”部分劉銀良博士的觀點。
[12] 許育典、李惠圓：《私有古跡保存與文化資產保護法制的檢討》，載臺灣《成大法學》，第5期，第28頁。
[13] 許功明：《原住民的文化產業以社區發展從博物館的功能談起》，載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手工業研究所編《“文化·產業”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第242頁。
[14] 方李莉：《塑造西部農民的心靈》，載《文藝報·理論版》，2002年10月18日。
[15] 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理著，許明龍、馬勝利譯：《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頁。